勤勉校长蒋梦麟倾囊建武汉大学的沈祝三,

　　中共宁波市纪委、宁波市教育局和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梳理历史脉络，共同汇编出版《皓品清风——宁波勤廉故事》一书。本书按照历史阶段划分，分为古代、近代、现代3个篇章进行编排，展现了历代能人贤士追求廉政、勤政的感人言行和忧国忧民情怀。

　　“宁波教育” 　　上期古代篇内容：皓品清风，一起读宁波勤廉故事（古代篇）

梅调鼎：拒李鸿章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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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调鼎（—），字友竹，晚号赧翁，慈溪人。他因被取消科考而无意仕途，又因不媚权贵而自甘贫寒，然而他却因高洁的人品，高逸的书品而成为浙东书坛的第一座高峰，享誉海内外，被日本书坛称为“清代王羲之”。

寒冬习书

　据慈溪《光绪志》记载：梅家的先祖梅宽夫为南宋咸淳七年（年）进士，调慈溪尉，后摄知县事率义勇应文天祥而战死常州。不知是梅姓的缘故，还是家族的荣耀，梅家长辈意取于宋代诗人张耒的《梅花》“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给男孩取名为调鼎。在古代，“调梅、调鼎”均指宰相，可见梅家是希冀其出仕为官。

　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梅调鼎开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的人生之旅。由于他的聪颖和刻苦，入泮不久的他即补博士弟子员。然而当满腹经纶的梅氏参加乡试时，却因答卷书写不合科举考试规定而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因为科举考试需采用“大小匀落，横竖整齐，圆润光滑”的“馆阁体”答卷。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世俗中，面对科举的失利，梅调鼎不沉沦，不附俗，而是发愤作书挑战“馆阁体”。数十年，梅调鼎“朝夕磨砺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九”练习书法，从未间断。每天清早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笔头极长的羊毫笔悬腕写小楷百余字。大凡习过书法的人都知道：羊毫是毛笔中最难驾驭的，软软的笔，写在软软的纸上，尤其是大号羊毫，中间软柔无力，根本就难于用劲。为了驾驭大软笔，使其能得心应手，宛转如意，梅调鼎除了足不出户勤练外，还持之以恒苦练。

　　最值一说的是寒冬腊月天，梅调鼎常把双手插进雪堆，待两手冻僵之后，再奋笔疾书，直到两手写得发汗为止。当时的梅家已是家道中落，生活较为窘迫，但梅家书房的火盆不曾熄灭，而且上面总放有一盆水，为的是防止水结冰而不能练字。数年习书经验使他深知，避寒辍暑，一曝十寒，乃书家之大忌也。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无数寒冻、酷暑日，梅调鼎终成为被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赞为“三百年来所无”的书法家。

谢绝官宦

　　中年时的梅调鼎，书法益精，声望日增，远播海外。许多官吏富商纷纷登门求字，梅调鼎深恶痛绝，一概拒绝。

　　据说当朝军机大臣李鸿章，虽远在北京，也知道了慈城梅调鼎大名，他偶而见过梅调鼎的书法，确实潇洒流转，清新自然，又见笔力拗拔，遂有求书挂藏的念头。差人带了他的名贴和酬金来到慈城，却不料吃了个闭门羹，大门口贴了这么一副对联：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

　　差人回来复命，李鸿章听了此对联，心里咯噔一紧，这是反刘禹锡《陋室铭》之意而用之，分明是拒达官显贵于门外。此后，李鸿章就刻意熟悉在京的慈溪藉官僚，有事没事多加周旋。终于在与一个慈溪藉京官钱清的交往中，转弯抹角地探得他与梅调鼎为多年好友，这一来，钱清就成他求字的人选。

　　钱清受了李鸿章之托，不日起程直奔慈城而来。在城镇逗留数日，就上门拜访故友梅调鼎，叙谈有时，漫不经意之间，讲到自家居室有画缺联，虚位有等补壁一事，梅调鼎自告奋勇：“如蒙不嫌，甘当效劳。”钱清自然喜不自禁：“梅兄名重遐迩，法书拗拔中透出洒脱，正合我意，只是难以启齿，如此甚好，甚好！”

　梅调鼎饱蘸墨汁，右手横握笔杆，以防墨汁滴落，左手稍度间距，时快时慢，一气写完一联，钱清接过铺纸于地，梅调鼎接书下联，书到第三个“少”字，最后一撇又枯又长，见墨汁已竭，稍蘸墨汁，接写之前先把前面三个字又依样空“行”了一遍，以接“行气”，行毕“少”，又紧接写了一个“荃”字，又笔垫迅疾，一气呵成写完了下联。

　钱清又将下联铺在地上，又递上上联让梅调鼎落款，梅调鼎略一端详，一气落了上款，钱清在一边看得留神，见梅调鼎作书，握笔作字全无定法，随高随低，随方随圆，转折断连不守常规，实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直至梅调鼎轻叩书桌：“笃、笃、笃”，这才回过神来，将下联摆正，梅调鼎又提起笔来，将对联读了一遍，心里一怔：下联有“少荃”两字，不好！此乃当朝权臣李鸿章字号，分明是他转弯抹角索要我字！刚才书写至此，墨干笔枯，断了对联内容，差一点让他得手！

　　梅调鼎不露声色，心里打定主意，又将毛笔反反复复蘸饱墨汁，瞥了一眼钱清，钱清哪知其中奥妙，求书眼看将成，只等落款下联。只见梅调鼎提起笔来，“嘀嗒、嘀嗒”一阵声响，墨汁早已点点滴滴洒落下联，钱清“啊”的一声，欲抢还迟，梅调鼎来不及搁笔，一手将下联揉成一团，又双手把上联揉在一起，口说：“墨汁沾染无用无用。”说完往纸篓一掷，颓然坐在椅上：“写不好，写不好。”就此罢手啦！任凭钱清再三恳求，梅调鼎心意已决，固辞不书，钱清只得悻悻而回，李鸿章求书的事就这么落了空。

　梅调鼎虽拒达官显贵求字，却乐为僧道白丁留墨。据传宁波的阿育王寺修天王殿时，当家和尚曾请他写天王殿三个字。梅调鼎为写这三字，专门住在寺院，又几次跑到天童寺考察开山鼻祖密云和尚的“天王殿”笔法，来回几次才动笔，写好后张贴在壁上，远望觉得不行，就撕了重写，如此往复几十遍，还是觉得不行。最后他索性叫和尚雇工将密云的字描摹下来，照样复制才算了事。据书法家凌近仁撰写的《梅调鼎传记》，宁波天童寺匾额对联、阿育王寺的石柱楹联，以及为一般人家书写对联、条屏、堂幅、扇面及壶铭等，这些都是精心杰作。若要请梅调鼎写字，最好多备纸帧，因他一挥百挥，必待自己满意方肯交件，因为如此，阿育王寺山门的“八吉祥地”四字，梅调鼎写了三年多，等寺院派和尚来催时，他才完成。

叶澄衷：终身穿老布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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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澄衷（-），字成忠，原籍浙江慈溪，生于镇海。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诚实守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在萧条中仍旧昂首前行。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叶澄衷凭借审时度势、善于机变的本领，让他登上“五金大王”的宝座，生意也越做越大，成为民族商业的巨子。

驾船经商

　叶澄衷年到上海，在杂货店当店员。当时，他需要驾驶小船（又名舢板），在江面上做生意。叶澄衷虽然来自镇海乡下，对水并不生疏，但要划着这种小舢板在江上做生意，却还是头一回。为了不失去这个机会，当老板询问他会不会划舢板的时候，叶澄衷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会”。于是第二天他就驾着小舢板出现在洋泾浜的水面上了。没过多长时间，叶澄衷就在洋泾浜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划舢板的本领，可以驾着舢板自由出入黄浦江、吴淞江等风浪较大但来往船只也比较多的地方，自如地进行小商品贸易。

　　离开杂货店，自己当老板，是叶澄衷在上海滩创业迈出的重要的一步。由于资金缺乏，他只能继续在黄浦江上驾着小舢板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的销售。在此期间，由于他起早贪黑，辛勤经营，外国轮船上的水手们也渐渐熟悉了他的叫卖声，掌握了他每天进行销售的时间。而且由于他在交易过程中的诚信，慢慢赢得了这些外国水手们的好感和信赖。一般情况下，这些外国水手在相同的条件下，都乐意购买他的商品。这使得叶澄衷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财富也一天比一天增加。

　　顺记五金洋货店开张以后，叶澄衷每天起早睡晚， 　　当时上海由于外国人骤然增多，一种地方语言夹杂着外语的语言应运而生，这种语言中既有当地的洋泾浜语言，也有外国的英语，被人们称作“洋泾浜英语”。叶澄衷在驾着小舢板经营的过程中，意识到要做好生意多赚钱，必须要学会英语，这样才能进一步和外国人打交道，在商品贸易中赚取更多的利润。

　　主意打定之后，叶澄衷以一个月的工钱为代价，请了一个比较精通英语的人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他学习。从此他每天售货回来，吃过晚饭，顾不上一天的劳累，连忙去找老师学习英语，然后自己又独自练习到半夜。经过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之后，叶澄衷的洋泾浜英语很快就有了显著的提高。可惜这种学习只持续了几个月，就因再也交不起学费而中断。

　叶澄衷跟那位比较精通英语的人学习了一段英语之后，有了初步的基础，然后就用《英话注解》作为课本，利用一切时间勤学苦练。一个人的时候，就反复背诵书上的语句，达到熟练为止；遇到生意场上的人，就努力用这种洋泾浜英语和他们交谈。这样不长时间他就练就了一口熟练的“洋泾浜英语”，掌握了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基本技能。

　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后，叶澄衷并不满足，他知道自己虽然能和外国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会话，但要真正和他们打交道，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又进一步向外国水手们学习地道的英语。由于叶澄衷做生意热情大方，又很讲究诚信，很快赢得了外国水手的欢迎，他们不仅喜欢买他的东西，还热情地教给他英语。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叶澄衷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能用流利地道的英语和外国人对话。这样除了销售，他还能和外国人作比较深入的交谈，使他在销售货物的同时，对国外的商业经营情况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为他以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穿老布衫

　叶澄衷除了勤奋外，还是个清正廉洁的人。出身贫寒的他从小节省俭约。在外商帮助下，他22岁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开始做了小老板。但他从不坐车坐马，一直靠两脚走路步行。后来做了大老板，外商送给他的洋汽车，也婉言谢绝；送给他五套西装，他转送给朋友。他的孙女叶吉谋讲：“我爷爷终身穿老布衫到头。”爷爷经常对别人讲：“穿老布衫袄是不忘祖宗。”

　　叶澄衷的勤奋不仅仅是个人品质与修养，他建立的学堂更是传承了这种勤奋上进、勤劳朴实的特质。澄衷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民生在勤”、“勤能补拙”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做到。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也都能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努力为学生服务。因此学生也自然都是以“勤”为本。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澄衷学校自从创办的时候起就形成了“勤奋学习，艰苦朴素”的校风和“勤奋踏实”的学风。

吴锦堂：爱国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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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堂（—），原名作镆，字锦堂，慈溪市观海卫镇东山头蒋家村人。他获富东瀛，造福桑梓，尽管逝世已有近一个世纪，但遗泽昭然，许多感人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诵。

运米救灾胞

　　年，吴锦堂由友人帮助，携带两银子，从上海东渡到日本，在长崎、神户等地经商。他把日本的火柴、肥皂、洋伞等贩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棉花、蚕丝等贩运到日本，从中获利。后来，他又投资办企业，经营水泥、纺织品等。一二十年间，他积资数百万，成了大阪、神户地区有名的巨商。与此同时，他热爱和关切祖国的桑梓之情，也与日俱增。

　　年，八国联军攻打我国，京津地区生灵涂炭，长江流域又发生水灾，吴锦堂先后两次捐银两。

　　年，我国又遭水灾。他又捐款余日元，同时，捐给中国红十字会日元。为此，清政府赐他四品京堂候补衔。

　　年前后，故乡三北沿海海啸，粮棉无收，灾民载道，饿殍遍野。不少人为免遭饿死，成群结队地到山南“吃大户”。吴锦堂闻讯垫付巨款，委托上海三北轮船公司老板，在扬州、安徽一带购大米。当时慈北的赈、粜办法规定：“各乡按乡设局，先查户口，极贫赈济，次贫平粜。”他先后捐银余两，运回大米万余斤。

　　当初吴锦堂委托轮船老板用轮船载大米到慈北，轮船到宁波港之后，再用一船红头百官航船驳运。米船队到石堰，堰上居民、民工见一船船白米，源源不绝向慈北而去，饥肠辘辘的人们私下议论：“要是这些米能给我们留下一些该有多好！”

　　恰巧其时堰上有一民工，在东山头有一亲戚，大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建议他给那亲戚说一说，由他亲戚出面，给吴锦堂写一封信，希望也能在横河、石堰一带散些米。信寄出不久，吴锦堂很快回信，慨然应允，他委托慈北赈济局拨了三百袋（当时每袋三百斤）大米到横河、石堰。这些大米，犹如雪中之炭，救民倒悬，百姓无不感激吴锦堂这么好义的恩情。

竭力修湖堤

　　慈溪杜湖、白洋湖，人称慈北百姓的“二天”，慈北十多万百姓衣食，全靠这两湖之水蓄泄得宜。但到年前后，只因湖浦年久失修，非旱即涝，十年九灾。吴锦堂计算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积资，决心不惜一切，兴修湖浦。

　　工程历时4年，到年5月湖浦大部分工程已竣工。初夏时节，连日暴雨，湖四周山上雨水一齐注入两湖。吴锦堂挂念工程，冒雨巡视。当他来到湖边时，但见湖水猛涨，尽管湖堤已加高加固，但若不再进一步采取措施，将会发生危险。他与日本建筑工程师岛总彦商量，决定在杜湖东边再建筑一个减水坝。

　　于是，吴锦堂不惜重金，雇工抢筑。他自己冒着倾盆大雨，手擎一把特大钢管黑洋伞，日夜督造。但大雨似注，湖面上风急浪高，湖波如万马奔腾，汹涌翻滚。几天几夜的劳累使他疲惫不堪，一阵猛风刮来，竟把他手中洋伞掀翻，一不小心，他连人带伞跌进湖中，幸亏一位民工及时跳湖援救，才得以脱险。岛总彦见他形容憔悴，忍不住说：“吴先生，你何苦如此冒生命危险，费千金万银，讨这苦吃。”

　　吴锦堂说：“先生此言差矣，我因为爱这些湖山，才不惜性命和财产，自讨这个苦吃的。有朝一日，把我的这把老骨头葬在这湖山之畔，正是我的心愿。”

捐资办义学

　　三五成群十四五岁的孩子，穿着半新不旧的粗布衣衫，有的赤脚，有的穿一双草鞋，肩上挑着简单的铺盖行李，行走在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和逶迤起伏的山路，向慈北东山头走去……这就是年锦堂学校新生入学第一天时的情景。

　　这所学校位于东山头，占地一百余亩，是吴锦堂捐资20多万银元造起来的。学校初造时有校舍余间。学校规模之大，师资之充足，校具之精良，为当时国内私立学校所罕见。慈北乡亲为感激吴锦堂培养邑人子弟的恩德，把该校命名为“锦堂学校”。

　　锦堂学校有一特别之处：家庭贫困的子弟，不但学费能减免，学校还赠送文具、书籍；成绩特别优异的，还发奖学金。另外，学校供应一餐午饭，家庭贫穷的，读一天书，可得到一担柴钱。

　　对于锦堂学校毕业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吴锦堂还把他们带到日本，让他们进日本各类专门学校进行深造，许多人后来还进一步留学欧美，学成回来成了专家。

刘崇照：为民平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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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崇照（-），谱名颐翘，字初芗，镇海贵驷人。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年)，为二甲十五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光绪二十年甲午(年)任江苏盐城县知县，有“刘青天”之称。在盐城“清官为民平冤案，秀才妙联免牢灾”成为佳话。

　　刘崇照盐城县知县上任伊始，便整顿县治。当他得知大牢里关着一个乡绅名士，并且是以煽动民潮的大罪论处的，于是，他调来卷宗，仔细研看。此时，一名吏员将一幅对联送到了刘崇照的手上，并告知为还天禄在狱中所撰。其上联是：“坝开三日，水退尺余，谁不念阿弥陀佛。”下联是：“利及四乡，害归一己，哪能喊菩萨青天？”刘崇照看了略有所思，随即启程去西乡察看民情，并了解当初开坝放水的详细情况。

　原来光绪二十年农历五月，江淮平原大麦转黄，蚕豆收浆，农家人磨镰做场，做好夏收准备。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早来的雨季，淅淅沥沥的阴雨连续下了八九天。雨虽停，然而，上游过境的雨水，通过蟒蛇河与朱沥沟还在不断地下泄。河水不但不退反涨，并且已漫进农田。大麦倒伏，浸泡在农田里发了芽，收浆的蚕豆也在膨胀、生霉、发黑。眼看辛苦一季的到手粮食就要泡汤，盐城西乡梅子村里五十多岁的前朝秀才还天禄满面愁容，他是乡绅名士，有良田千亩。还天禄心急如焚，连夜坐船至盐城北门察看外坝水位。

　蟒蛇河与朱沥沟不仅是盐城西乡最重要的两条灌溉总渠，也是西乡雨季泄洪排涝的主河道。而那时，只有通过这两条大河向盐城的洋港河排水，再通过洋港河排进大海，才能缓解西乡的灾情。然而，盐城北门的一条大坝却阻挡了蟒蛇河与朱沥沟向外海排泄洪水的通道。因为这条大坝是为防海水倒灌瓢城（盐城）而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坝的。

　此时，连夜乘船赶到北门闸的还天禄已经站在了大坝上。面对外坝洋港河低于内坝尺许的水位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一口气又跑到县衙门，向在任知县吴维仁汇报西乡灾情，并请求开坝泄洪，以缓解西乡水灾。然而，吴维仁关心的并不是西乡的民生问题，他只关心北门大坝能否保证县城不受海水倒灌，一口回绝了还天禄开坝泄洪的请求，并宣布退堂。

　还天禄气得顿足而去，随即出县城去了龙冈、张本等地，拜访西乡其他几名乡绅，力陈北门大坝开坝泄洪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并得到这些乡绅们的有力支持，他们与还天禄一起号召几百号农民肩扛大锨，浩浩荡荡开往盐城开坝放水。

　看着蟒蛇河朱沥沟奔流东去的洪水，还天禄连日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但是，他的行为严重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知县吴维仁如何容忍得了他这种犯上的行为！于是，一群干系之人尽数被捕捉到公堂之上。还天禄临危不惧，横眉冷对，将开坝放水的责任一人独揽过来。于是，吴维仁放了众人，独将还天禄一人关进大牢，并欲以煽动民潮之大罪论处。

　刘崇照了解详情后，为还天禄平反。于清光绪二十年(年)农历六月初六，在盐城大牢内锣鼓阵阵，鞭炮声声，率众乡绅亲启牢门，放出还天禄。还天禄向刘知县感恩万分瞌头跪拜，口呼“青天大老爷”长跪不起，刘崇照用双手把他扶起，并对着他深深地三鞠躬……

　为了彻底解决西乡洪涝之灾需建北闸，既可防海水倒灌，又可抗洪排涝。刘崇照得知老秀才还天禄仁德一方，常有善举，乐施乡邻，他在盐城西乡有极好的口碑，更有强大的号召力，邀请其商议筹资建北闸大事。刘崇照得到还天禄的大力支持，联络其他乡绅名士募捐，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把盐城北闸建成，惠及西乡一带百姓。老百姓为感谢知县刘崇照，在北闸旁为他建有生祠。

徐乾麟：救星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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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麟（—），名懋，字乾麟，别号健庐，余姚柯义乡徐巷村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慈善家。

　　徐乾麟十三岁时，到上海源兴祥洋酒烟糖店做学徒。因为时常接触外国人而不懂英语，他就在晚上发愤自学《华英合璧注解》，一年后就能站柜和外国人做生意了。由于他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深得中外顾客的喜欢。三年满师后，他经友人推荐，应江苏镇江“复昌办馆”的聘请，于年春离沪去了镇江。因他克勤厥职，经营有方，复昌办馆的生意蒸蒸日上。上海的同行听到徐乾麟在镇江干得很出色，就聘请他为上海浦东洋栈的经理，主持仓库业务。

　年，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立，徐乾麟是早期会员之一，他竭尽全力，兢兢业业工作。当时鉴于上海烟馆林立，荼毒生灵，他约请上海的一些名流，集资收买了南城、信大两个烟馆，将所有烟灯、烟枪在张园付之一炬。又继续购买了原烟馆附近的房屋，修葺后成立上海商品陈列所，自任所长，这个上海商品陈列所对宣扬国货，抵制列强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中，绍兴府所属七县的人数相当多，俗称“绍帮”，早在年由谢姓余姚人偕乡友“食力于沪”，久之“冠领其群”，于是他倡议集资建同乡会所，在同辈挑夫中“担征其一（文）”，筹得一千余文。旅沪浙绍钱业、炭业、豆业等商绅纷起响应，所谓“郡之慕义者，闻风而起，附而益之”，就在城之北门二十五保购地建造殿庭，供奉正已玄坛神，取名浙绍公所。它是上海最早创设的同乡会馆之一，它的建立也标志着旅沪绍兴商帮的形成。当时浙绍公所的作用在于维系、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内部合作，增强团体实力，从而在处于变迁中的移民社会中起整合作用。这一功能是通过公所从事的事业来实现的，浙绍公所的主要事业是寄柩归葬、祭祀神灵和留养资遣（难民)等。后来为适应上海近代社会发展，徐乾麟、嵊县商界名人王晓籁和本邑银行泰斗宋汉章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七邑旅沪同乡会，绍兴旅沪同乡会所从事的事业也具近代色彩。同乡会成立时确定其宗旨是“联络乡谊，图谋本籍及旅沪乡人之公益”，其从事事业主要有：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和解旅沪乡人之争汉、救助旅沪乡人之损害、维护旅沪乡人之职业、改进旅沪乡人之风俗等。慈善事业虽然仍是绍兴旅沪同乡会的主要事业之一，但其内容与浙绍公所很不相同。绍兴旅沪同乡会不再从事寄枢归葬，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救助”，包括救贩灾害、施医给药、救济落难同乡及有关全体同乡的公益事业。 　　年当同乡会成立之初，便遇上宁绍轮船公司受太古轮船公司跌价竞争，“处于亏累日甚，朝不保夕之危境”，于是由施嵋青、徐乾麟、孙梅堂等发起，利用宁波旅沪同乡会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维持会采取三种方法支持宁绍公司与太古公司竞争。一是利用同乡关系号召宁波和绍兴人支持宁绍公司，形成“宁绍人众志成城，总以货装宁绍，人乘宁绍”的局面。二是帮助宁绍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由维持会干事员义务“轮班随船稽查，举凡轮行之迟速、水脚之多寡、茶房之勤惰，由随船员填写报告册，随时改良，渐臻完备”。三是向同乡募集资金为宁绍公司提供亏损补贴和发展资金，不仅募集现金10余万元直接补贴公司的损失，而且通过推销“公债式之股票银35万两”，公司“反得添造新宁绍轮一艘”。不仅迫使太古公司放弃“独占沪甬航权之野心”，而且使宁绍公司在竞争中得到发展。

　　针对日甚一日的人口拐卖现象，年，徐乾麟、赵晋卿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妇孺总会，救济、收容被拐至上海的妇女、儿童。年11月，绍兴旅沪同乡会董事徐乾麟、袁芸生、田资民等主持发起中国救济妇孺会，以绍兴同乡会作为“筹办事务所”，正式全面着手筹建和组织工作。年徐乾麟等发起建立的中国救济妇孺会在江湾玉佛寺设留养妇孺总院。这是中国人设立的第一所新式收养妇女、儿童的慈善机构，该会也从事解救被拐骗、买卖及遭虐待妇孺的活动，“专以救济被拐妇孺为目的，以侦查、拯救、资遣、教养为事业”。中国救济妇孺会成立后，其救济范围不断扩大，在全国其他城市如大连、沈阳、汉口,哈尔滨设立分会，迅速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慈善团体。年3月，内务部因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创办七年成绩卓著，颁给“芝醴含和”匾额。“中国妇孺救济总会”还是百年近代史中少数几个主张废娼的民间团体或组织之一，它开设过妇女工艺院等，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留养被拐妇孺计四百余人。

　　同时，徐乾麟还主持并参与了绍兴旅沪同乡会组织的以下一些慈善事务：年同乡会组织临时治疫医局，派中西医生携带药品至上虞、余姚等时疫发生地，施诊给药；年绍兴飓风、海啸、暴雨成灾，同乡会募集赈款达55万元，并协助建筑上虞海塘；年汉口大水，同乡会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合组宁绍急救汉灾会，筹垫款项，公推人员，随带粮食药品，订定船只赴汉赈救困难同乡回籍；为改善绍属地区进杭赴沪的出路，同乡会几次捐募资金改良钱塘江、曹娥江义渡，增添船只，协助建筑钱江第一码头、月台、凉棚及旅客休息室等。

　　年，徐乾麟在与王晓籁共同创建“万国赈济会”的基础上，又同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组织了“中国济生会”，其会务非常广泛，诸如施放衣米、送诊给药、舍棺助葬、掩埋暴尸，甚至挖井浚河、修路铺桥等等，乐善好施，其费用全靠募捐应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元。年夏秋之际，河南黄河决堤，灾民无数，徐乾麟应河南督军赵寿山的敦请，在上海募款六十余万元，派员会同当地政府发放赈济款与衣食；年，陕西关中地区久旱不雨，赤地千里，他派冯仰山赴灾区，发放了贩款五十余万元。年，辽宁、河北一带水灾严重，受督军卢永祥的敦请，他主持赈务，但筹款困难重重，便通过英籍犹太人富商哈同财团的二位重要人物黄宗仰与姬觉弥的斡旋，商得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同意，以开放哈同花园的门票收人集款，第一个星期门票收人达一万多元，连同上海工商界募捐来的，得款一百十多万元，用以救济灾区人民。

　年，徐乾麟与宋汉章、施则敬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这一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使上海原来分散的各慈善机构改变各行其事的局面，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需要救济的人们，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良好效益，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上海，失业人数激增，农村中大批农民流入上海。徐乾麟见到这种情况，为了给这些人找一条谋生之道，就在江湾购置土地数百亩。于年徐乾麟等在江湾镇南建模范工厂，在上海首次生产橡胶制品。徐乾麟等人创办的模范工厂又增设橡胶分厂，厂址在江湾火车站西边，生产双十牌人力车胎、小皮球、橡皮玩具、皮鞋底、橡胶零件等，到年，有员工二千多人，因无力与洋货抗衡，经营数年终于停业，厂房毁于“一?二八”战火。徐乾麟在江湾办了这个“游民工厂”的同时，还发行“游民慈善彩票”。为筹措更多的救济资金，即以上海慈善救济会的名义，在原由徐乾麟发起发行的《上海游民慈善奖券》的基础上，正式发行了综合性的《上海慈善救济奖券》。

　　徐乾麟还曾是尊圣善会的会长，该会以阐扬尊重圣教道德，救济社会等为宗旨。该会开办以后，向贫民赠送治痧疫、痢疾等药品，举办施衣施材、施茶、施米、施诊给药等善举。上海沦陷期间，举办难民收容所，济贫贷金及设立尊圣义务小学等事业。

　　在年上海各界为徐乾麟举行旅沪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七十五高龄的他“行不执杖，健壮一如五十岁的人”，被上海各界称为“社会救星老好人”，办理慈善事业六十年如一日，到了七十五岁的他，只要是慈善方面的事他都事必躬亲。他说：“吾自幼至壮已以勤劳为习惯，若一日不治事则觉一日不欢乐，而况余以七十五之年，对于功名利禄，早视如浮云，此际行一善事，或多救活一命，则吾衷心之愉快，殊莫可言喻也。先哲云，为人处事，能求心之安，自可却病以延年。”

徐乾麟最后办的是“乐善山庄”，是专司掩埋“路有冻死骨”的。那时，每至冬令，大街小巷冻饿而死者日以百计，均被他一一埋葬。

　　整整半个世纪，徐乾麟先生创办了上海商品陈列所、万国赈济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各省义赈会、闸北救火会、中国济生会、闸北水电厂、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等等企业或组织，救生葬死，极尽辛苦，行善一生，识与不识者，均同声钦敬。

陈汉章：不接别人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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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汉章（—），浙江象山人。他是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茅盾的老师。而被誉为“学术泰斗”的季羡林在提到陈汉章时也肃然起敬，连说陈先生是他的老师。陈老先生一生从未接过任何礼物，面对官职权位，他都毫不动摇地婉言拒绝。

　陈汉章25岁的时候，在杭州的乡试考中举人，多次被聘请做官，面对广州直隶州州同这样一个得官发财、温饱全家的职位，他竟然拒绝，并未出仕。面对第一次的权力诱惑，陈老先生果断拒绝，面对之后一次次的诱惑，他都是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了。陈汉章一生几乎有大半的时间在北京任教，在北京近二十年，他多次谢绝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的邀其做官之请。即使是权高位重的官衔也不会动摇陈老先生的为大家谋事之心，即使有了高位，可不是为大家谋事，对他来说相当于无义，既然如此，陈老先生当然会拒绝。

　　跨过“权力”的大河，仍会有“财富”的荆棘。陈老先生的美名驰名中外，有一次驻北京的六国使馆慕名派专人来聘请他去讲中国历史，只要每周授课两个小时，每月就能得到报酬银元六百元，并用小轿车专门接送，而当时普通家庭每月每人生活费用不过三四元。面对如此丰厚的酬金，陈老先生却婉言拒绝了，连他的儿子都大为不解，问道：“这样重的酬金，这样优越的条件，父亲为什么要拒绝呢？”陈老先生回答说：“你就只知道酬金多，条件好，你可知道中国历史岂能被外国所洞悉。”

　　陈老先生虽然不接别人的礼，但自己却是一个重礼之人。在象山，每逢大年初一，至亲晚辈都要到陈老先生家里去拜年。过去很注重礼节，晚辈去拜年，要向长者下跪叩首。最出人意料的是别人向陈老先生行礼，他也会跪下还礼，起来时还作一个毕恭毕敬的揖。他的学生顾圣仪在回忆陈老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及他少年时向陈老先生拜师的情形：“我在东陈读书两学期，跪拜先生两次，先生也还礼两次。”陈老先生对晚辈如此，对长辈更是十分讲究礼貌。旧历新年一到，年及古稀的陈汉章先生总是一早去族长家里拜年。当时的族长是一位年高的农民老伯，但陈老先生不嫌贫穷，不因地位，亲自去施礼。

　　每当春节来临，陈老先生送乡里孤独老人每人猪肉十斤，大米一斗，以慰其心。若有生、老、病、死者，陈汉章先生会为其请人接生，请医治病，或买棺安葬。村里修桥铺路，培修庙宇，他都几冀赞助，从不吝啬。村里有一段几十里的长路，因为年久失修，石板破碎，路面凹凸不平，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陈老先生为了解决行路难的问题，独资修筑了这段路，只要能为大家谋好事，陈老先生都愿意做。钱不够他来凑，从来不对金钱吝啬。可是对于自己确实坚持勤俭第一，有人曾看见他连着几天都吃同一道菜，邻居来了劝他倒掉，可他还是坚持要把剩菜吃完，也曾有受他教导的学生看到他一连几天穿着一条破了裤腿的裤子。

　　年，陈老先生首任象山劝学所总董，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有权经历。他在任期间，主动创办并赞助了三十余所小学，为后辈们的学习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环境，为许多原本得不到学习机会的孩子提供了获得知识的机会，为本乡和外乡的青少年解决了读书难的问题。当他担任象山民意代表时，力挽县域被分割，这才保留了完整的象山县。并且陈老先生还不忘公益事业，出资元资助创建“医院”，这便医院的前身。医院建成开业前离开了人世。

　　陈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无权的时候，不为一己私利接受无谓的权力，而有权的时候想的是怎样为大家带来更好更便利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过可以用这些权力去为自己谋利益。这样一个冰壶秋月的老先生，值得我们为他送上一份掌声！

王兴儒：济穷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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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儒（—），宁波鄞州人。其出身贫寒，但肯勤劳善干，种田之余，用两只鸬鹚船捕鱼、卖鱼，慢慢地靠勤劳积攒了一些钱，后来成为了村里有名望的人。王兴儒一生为人宽厚仁慈，济穷扶贫，富有同情心，村里的农户每每需要用钱时，都会带上稻谷去找王兴儒兑换。王兴儒也因此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据还健在的第三代族人回忆：“当时老太公用拐杖在地上墩几墩，整个村庄瞬间都会安静下来。”

造福乡里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由于村里人总以稻谷兑换王家的现钱救急，王兴儒家里慢慢积储起不少稻谷。为了处理这些稻谷，王家就在青垫摆起了米摊。但青垫太小，大米销量有限。当时有句老话：“青垫市日不如凤岙唣孽”。意思是说，凤岙街上的人吵一次架，声势都得盖过青垫白天的集市。为了把库存的粮米卖掉，王兴儒干脆在宁波西乡的商贸中心凤岙集市（今横街镇凤岙上街头）开办了一家米店。生意开始慢慢地做大了，但是王兴儒致富不忘反哺造福乡里。

　　为了照顾那些在地里劳作的乡亲，王家米店还在凤岙、集士港的田畈路边，盖了多座四角凉亭，供种田人躲风避雨、休息吃饭，同时也方便过路人歇脚驻扎。据说有一次下大雨，凉亭里挤满了人，王兴儒自己就干脆淋在雨中。

　以前穷人多，下葬有难处，一些家里往往买不起棺材不知如何是好时，王兴儒就会舍材给百姓，数量之多难以计箅。

当年宁波在修建有名的灵桥时，王兴儒开办的王升大米店曾出资过一百大洋，修建风岙行宫庙外面的一座桥以及修鲁氏庙时也慷慨捐资。

“升大”美名扬

　　清朝光绪十五年（年），自王兴儒在凤岙开了一家米店后，陆续又开张了十家店铺，之后这些店铺连成了一条小街，成为凤岙集市中的一个旺市。

　据一些老人回忆，王兴儒开的米店起初并不叫王升大，可能只是“王记”米店。“王升大”是在坊间被叫开的。那为什么叫“王升大”呢？首先是因为店主姓王，卖米的时候，量一升米总比别的米店要多盛一些。按照当时米店的规矩，卖米时，高出升斗部分的米要用米尺扯平，而王家的掌柜却总是剩一只角未抹去，多留一些米卖给人家，因此坊间百姓都叫它为“王升大”米号。后来，“升大粮足，老少无欺”也就成了“王升大”的经营理念，由于王兴儒乐于助人，“王升大”深受当地百姓的颂扬。

　　“衬衫袖子当米袋”的故事，更是“王升大”卖米多留一只角之外的又一个口碑。故事说的是那些穿着破旧衣衫的贫穷百姓，一次只能买数量很少的米，来“王升大”店里时，常常脱下破布衬衫，用绳子将两个袖子口扎紧后用来装米。每当此时，“王升大”的伙计不但给足一升米，而且还满上加满，以示同情与帮助。对一时青黄不接，急需粮食应付饥饿的贫民，“王升大”总是二话不说赊账给米；每逢腊月廿五至除夕夜，“王升大”还特意对老穷病弱户接济一斗的大米，帮助他们能顺利过好年。说起“王升大”米店的这些善举，上了年纪的当地人都会说上几段佳话，真是脍炙人囗。

沈祝三：倾囊建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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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祝三(--)，鄞县走马塘人。年，沈祝三在汉口正式开办了自己的营造厂——汉协盛，先后建造了德商捷臣洋行、圣玛丽亚学校、汇丰银行等一批优秀建筑。年，沈祝三因青光眼而导致双目失明，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建筑业的全身心投入。汉口总商会、景明洋行大楼等许多大楼，都是在他眼睛完全失明后建成的。

　　由汉协盛为主承建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于年3月动工。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农（部分）5个学院大楼和图书馆、体育馆、学生宿舍、教师住宅、学生饭厅及礼堂（俱乐部）、实验室、工厂、校门牌坊、珞珈山水塔等，校园占地余亩，建筑面积共计平方米，造价约计万银元。年1月，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建筑整体上既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引入西方的罗马式、拜占廷式建筑式样，把对称式的传统格局和适应功能的现代风格和谐地结合。

　武大王世杰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特别提到：“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是沈祝三先生。他的出身原很微贱，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有数十年之久，汉口大部分的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等都是他造的。可是现在他的目盲已有十多年了。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应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我们真抱歉得很！在他投标之后，金价大涨，而他所用的材料中，外货又甚多，因此，据他交工的时候的估计，亏本有24万元之多。他的估计是不是十分精确，我们虽不得而知，而他的亏累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在十分困难中，无法补偿他。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他，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的而且困难的工事。”

　　在武汉大学建造过程中，正值年历史上罕见的长江大洪水席卷武汉，又逢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原材料大幅上涨。在工程全面亏损的关键时刻，沈祝三为了宁波商人的诚信和这座美丽的大学，咬紧牙关坚持挺了下来。他表示坚决信守合同，材料选优，检验甚严，保质保量按期施工，着眼保固百年以上，且原来承诺的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程依然兑现。为此他将三元里、三多里、德华里等多处私宅和阜成砖瓦厂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取得贷款40万元，使武汉大学工程得以继续。沈祝三的汉协盛为了这所大学耗时8年，费尽苦心，终于在年将最大、最美的一组近代高校建筑群呈现给世人。为了这件巨大精美的艺术品，沈祝三在其事业的顶峰时坠落。更可惜的是，双目失明的沈祝三已看不到这件他用全部心血来创作的美丽作品。

　　为了武汉大学，沈祝三从一代富商到一贫如洗，负债本利滚成万元。但令人敬佩的是，虽遭灭顶之灾，这位建筑大亨依然凭借顽强的毅力继续着他的事业，直到武汉沦陷时终于将银行借款全部偿清。这位曾在武汉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子，从此如同太阳一样落下。他的精神让武汉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深受感动，沈祝三不惜倾家荡产，竭尽全力建造了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在近代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

　　甬籍武大学子陆方喆在《东湖长忆沈祝三》一文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诚信与否是一个商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宁波帮引以为豪的信誉。沈祝三把这个品质发挥到了极致……古人一诺千金而为后世称颂，沈祝三的一诺怕早已不止万金了吧。年，位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自那始，武大便一直以典雅的人文建筑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名满天下。身为一名武大的学子，我深深地感谢同乡先贤沈祝三先生，感谢他建造了武大的美，将它凝固在校园的每一栋建筑上。武汉人民也会永远记住他，记住这个以工程质量为本，宁可亏本也要信守诺言的宁波商人。他为我们留下的牢固建筑，就是记录着他高尚人格的不朽丰碑！”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方方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与这些精美绝伦的建筑朝夕相处，她在《灿烂汉协盛》一文中提及：“从年到年，汉协盛在汉口如同太阳一样升起，又如同太阳一样落下，每一个工地都是它的舞台，它足足上演了四十一年的大戏，留下的果实，至今依然辉光四射。”并在文末充满深情地写下了“沈祝三这个人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以“沈祝三倾囊建造武汉大学”的真实事迹为背景改编的甬剧《筑梦》，年上演后受到戏剧界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并在浙江省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奖。

张申之：鄞西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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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之（—），字继望，鄞县栎社乡西杨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恩正兼科中举。张申之虽为清末举人，但倾向反清，主张改革，以图国家强盛。同时，他顺应历史潮流，善以自处。因此，他毕生为桑梓，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

　民初，张申之被推为国会众议员，年，因鄙视曹锟贿选总统，愤而弃官南下，归还故里。他南归之后，兴办实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鄞县大兴水利，广修道路桥梁等民生事业，成绩卓著。

　张申之归故里之时，鄞地刚经历过连续三年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尤以年洪水为甚：鄞西近山各村无不被害，塘圮岸崩，田庐人畜随流漂尽，平原哀鸿遍野，一片荒凉，“重灾之下，民生调矣！”张申之阅历鄞境各水系自然环境和灾情灾况后，面对现实，开始了他的治水实践。他经过考察，通览全局后，根据当时条件，确定鄞西为治理重点，又根据鄞西特点制订了治理措施。

　张申之为使鄞西水系达到卓有成效的治理，不但亲自对鄞西地形、水势作详尽调查研究，还专访于奉化庄景仲老先生。庄先生长于治水，他对张曰：“毋言利，去害而已矣！且吾闻西南之水出万山而东，涝之害实大于旱。相其所施，功究其利。入河利灌，治宜深、深则多蓄，而旱可备。入江利泄，治宜博，博则易下，而潦可备，两者斠然不可乱，乱乃害。夫天下之害，皆成于不知害者之所为，苟知之而为备，利莫大焉。”张申之很赞同此说，乃曰：“此吾先民七三相出之说也，先生之言固信。”此论切中鄞西水环境要害，第一次提出鄞西洪涝重于干旱之说。张申之认为，言鄞西水利必澄河源、疏河流，宜蓄泄三者兼营，厥功乃成。于是他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从鄞西现有水工程优势中，从内涵挖潜力，作出上澄、中疏、下泄的规划和实践。

　　为治水，张申之历尽艰辛，不但工程策划、设计、部署、施工都全力以赴，亲躬其事，而且在经费筹集方面，也费尽心机。在治理南塘河时，因耗资巨大，与浚河局同仁计议从两方面筹资：一是征收受益损税，按合理负担原则，每亩农田收费2元，受益居民每户收2元。航运船只按载重等级征收，百官船每只6元，乌山船和大滩船每只3元，小滩船每只收1元。二是募捐，向热心公益与善举人士募捐，凡捐款者均可在北渡狗颈塘永镇祠内立碑以志纪念，捐款元以上者，报请省府题赠匾额。整治城河时，张自筹经费。年鄞西水利协会成立后，在修建风棚碶筹款时，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为保障工程建设，改筹款为筹粮，按受益田亩，征收稻谷以作财用。风棚碶工程共支稻谷47万余斤，其中工值支谷21万余斤，材料支谷26万余斤。

　张申之在致力于鄞西治水同时，亦很关心东钱湖的整治。年2月成立《东钱湖整治委员会》，同年6月23日，宁波旅沪同乡会设立《整理东钱湖协赞会》，张申之被聘为委员，为东钱湖整治筹集资金竭尽其力。

　张申之在大举水利时，也非常重视其它社会公益事业，如交通运输、民间救济等。被国外学者和竺可桢教授誉为“方志天下第一”的《鄞县通志》也是在张申之提议下，会同有关热心人士，促请鄞县县长陈宝麟应允后编纂的。

　张申之一生为人民服务，做了许多大事、好事。而他自己一生却正直清廉，两袖清风，“君处脂不润、家无余财”，深得人民称颂，社会尊敬。

宋汉章：清操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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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汉章（—），名鲁，字汉章，世居宁波余姚丰山南麓，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并创办中国保险公司，是中国近代银行业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保险业之父，对中国近现代金融业做出了卓著贡献。作为宁波帮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勤奋实干，敬业乐业，清正廉洁，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勤廉故事。

操作勤劳

　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经理时，宋汉章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第一，崇尚节俭、反对浪费，对经副理的交通工具、设筵宴客等都有具体规定。第二，勤劳工作、服从调遣，从经理至一般行员都必须准时办公，非办完不能离行。第三，严密人事管理，防止营私舞弊，经副理必须清楚上下员工的个人生活，以防舞弊、盗窃行为发生。第四，经、副、襄理不得在公款内有挂账，以免其他职员效尤。第五，采用西式簿记，唯与钱业往来仍用钱庄习惯的账据格式。第六，内部联系与配合，每一部门结束后将存、放、汇、纸币发行、现洋出入等数字报告经副理，便于经副理指挥和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

　宋汉章通过制度建设和个人示范，加强行风行纪。严格的制度既是对员工的规范，也是他自身操作勤劳的真实写照，每天晚上要等到八九点所有账务结清后才离开银行，业务特别繁忙时则要到深夜一两点。宋汉章初任上海分行经理时，凡是外界来信都亲自拆阅，从不假手于人。有一天，宋汉章叫张嘉傲（上海分行副经理）帮忙拆信，发现信中缺少一张汇票，找遍各处都没找到，最终在丢弃的信封中发现了这张汇票，明白是张嘉傲拆信时遗漏所致。从此，每当张嘉傲拆信时，宋汉章总要在旁边提醒，务必将信封查看清楚。

　晚年，宋汉章开始从事保险业，为经营中国保险公司，他老而弥笃，虽年过六旬仍刻苦钻研，不耻下问。正如他自己所说：“保险是经济科学中的一种，意义非常深奥，若要成为水火险专家，在欧美国家大学必须专修三年才能毕业，寿险则须专修四年，绝非易事。我年逾花甲，两耳失聪，对保险学全然不知，真是八十岁学吹打啊。”面对困难，宋汉章凭借其勤奋刻苦的精神，迅速使自己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为保险业的行家里手。仅仅一两年时间，就对保险事业颇有心得，在《中行生活》发表文章《我的经营保险业的心得》，该文使不少业内人士读后颇有启发。

俭朴度日

　　长期在银行界担任要职的宋汉章一生克己律身、廉洁奉公，以银行薪资收入俭朴度日，衣食住行力求简单。他早年与妻子在上海的住处非常狭小，平时从家到银行、由银行回家，都是步行，邻居都不知道他是中国银行经理。之后因家中人口增多，迁到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居住多年都没有改善。总行出资购买了一所小型西式住房送给他以示酬劳，但他坚持不受，经过大家恳劝，才同意入住，但按月照付房租。

　宋汉章晚年回香港定居，香港闷热，尽管当时日本电器开始抢滩香港，冷气已不属于奢华之物，但他却租住在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里。热得实在受不了，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香港中行邀请宋汉章搬入香港中行的高层宿舍，他又以无功不受禄为由婉言谢绝。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中行的人了，没有理由再享受中行的福利。”

　宋汉章不仅公私分明，不滥用公家分文，有时甚至公而忘私。据宋汉章的员工陈安性回忆：“上海中行早期备有马车，后来置备汽车，原供经理乘坐，但宋氏外出，如非远道或要事，每喜步行，而把车辆供职工运送要件之用。”除此，凡是应酬活动，他几乎都是自掏腰包，外界所送的车马费、酬谢费一概谢绝。他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多年，但对按例致送的车马费全部璧还，在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的10余年也是全尽义务。在担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的近20年中，他没领分文报酬，甚至为中保开展对外交际和欢宴同人的开支，也全由自己付费。

身名清白

　　宋汉章曾三次冒着杀头的危险与大人物抗命，第一次是陈其美，第二次是袁世凯，第三次是蒋介石。

　年上海中国银行刚刚改组成立，沪军都督陈其美与宋汉章协商，要求该行筹措军饷白银五十万两，宋汉章以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个人不能擅作主张为由，婉言拒绝了陈其美的要求。陈其美极其不满，意欲惩办宋汉章，于是设计诱捕，将他关押在曹家渡都督府，并致电袁世凯及各部总次长、参议院等，污蔑宋汉章于辛亥革命前夕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任经理时，有“罔利营私，弗顾大局”的行为。但因污蔑之词无一可以坐实，又迫于舆论压力和金融上的压力，陈其美终于释放了宋汉章。宋汉章虽然被关押了20多天，但终因他公私分明，克己律身，不但保持了身名的清白，而且进一步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年袁世凯称帝后，企图攫取银行储备金换取外汇，以向外国购买军火准备打内战，并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停兑令，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已发行的兑换券一律停止兑现。当时，交通银行受袁世凯控制，无奈照办，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则按兵不动、拒不从命。他认为，一旦停兑，储备金被袁世凯攫取，客户存款无法兑现，势必引起金融动乱、市场骚动，于是照常营业。起初人们担心停兑，人心惶惶，一度发生挤兑，但不到一周时间，大家见各银行、钱庄对中行发出的兑换券照常收受，兑换之处又有很多，挤兑风潮渐渐平息了下来，金融市场恢复安宁。挤兑期间，袁世凯曾欲暗杀宋汉章，幸得上海银行团的保护，才免遭毒手。

　年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于4月30日要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再次借款万元，并限当日运往南京，宋汉章没有照办。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5月3日，蒋介石致电宋汉章，要求中行预购库券万元，限于5日以前解交，电文中用威胁口吻说：“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嫌……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面对强大的压力，宋汉章一方面与蒋介石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等人反映上海分行的困难：“宁浙两行再垫万元共已超出千万元之数，在政府虽属杯水车薪，在银行已属精疲力竭……如坚欲急垫，必将动用准备金。设谣言一播，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陈光甫等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从中斡旋，劝蒋介石慎重处置，蒋介石考虑再三只好妥协。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宋汉章以勤立身、以廉养德，一生尽瘁于中国银行，是真正的银行家。这样一位大银行家一世没有私人物业，身后遗产仅10来万美元。他的独树高标与清操励俗，适足为后世楷模，他勤廉兼备的感人故事也一定能够给人以启示，令人警醒。

钟观光：潜心为学不知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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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观光(—)，宁波北仑柴桥人。他从小酷爱学习，聪明勤奋，曾随镇海名士虞澹圆先生学习古文辞。年轻的钟观光认为要不受外国侵略，必须发展科学，兴办实业，以谋求中国之振兴。为了弥补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年，钟观光和同乡好友虞祖辉、虞和钦一起，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在缺少资料和资金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在故乡柴桥创办“四明实学会”，学习研究并进而逐步介绍普及理化博物知识。

　　为求一个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进一步扩大影响，“四明实学会”不久迁到宁波市区，他们在已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的基础上，着手试验制造磷，几经试制获得成功。年，钟观光等自行设计，自筹资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灵光造磷厂，经当时商务大臣盛宣怀派员考测，获“制造得法，不让外洋”的批语，并准许专利15年。年，钟观光在上海首创了科学仪器馆，年又创刊《科学世界》，建立了上海科学仪器馆，对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年，热心教育事业的钟观光与曹赞宸等在家乡柴桥创办了“两级芦读公学”，是现在柴桥小学的前身。

　年，为了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钟观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年钟观光因患肺癌，离开上海去杭州的西湖疗养。西子湖畔，一年四季，花草似锦，丰富的植物资源，使他对植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病榻上，他仔细阅读了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和英国韦廉臣共同翻译的《植物学》，并看了不少有关植物学知识介绍的书刊，丰富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当病情好转后，他即去野外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开始进行探索研究，从此走上了“绿色之路”。

　年以后，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开始研究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植物标本采集研究工作。曾立下“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的誓言。在年前后的四年时间里，钟观光的足迹遍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河北等11个省区，行程万里，北尽幽燕，南至滇黔，在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采集腊叶植物标本多种，共15万多号；海产、动物标本多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多种。历时四年的考察活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钟观光先生不仅为北京大学建立了植物标本室，而且开创了我国学者自己采集和制作标本进行进行分类学研究的新时代，并从中发现了不少新种属。在现代植物分类中，木兰科植物的观光木属和马鞭草科的钟君木属，是以他的姓名命名的。这在世界植物分类学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他采集并已鉴定的大量标本，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我国在世界上堪称“植物王国”，但缺乏对植物系统深入的研究，自18世纪始直至20世纪初，我国的植物都是外国人来采集标本拿到国外的标本室进行研究。钟观光先生在采集制作大量标本的基础上，悉心厘正，辨其类属，订正学名，使种类繁多的植物有系统可循，这项开拓性的工作，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年，钟观光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年届花甲的他又先后去浙江天台山、天目山、雁荡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共七百多号，创设了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标本室。同时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农学院植物园”，又称“笕桥植物园”。笕桥植物园的诞生为中国植物园事业和园林科学写下了新篇章。在当时，它不仅给农学院的大学生，同时也给附近的中学生学习研究植物学带来了便利之处。

　钟观光在采集、制作、鉴定植物标本的同时，曾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古书中学名的考证工作。他反复阅读《毛诗》《尔雅》《离骚》等古代名著并详为笺注；精读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和吴其浚著的《植物名实图考》，芟其繁芜，范以条理。他潜心致力于古书中的学名考证工作，著有《理科通证》一书，还撰有《植物中名考证》和《尔雅释例》等论文。在药用植物方面，他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本草，广征博采，贯通中外，著有《本草纲目疏证》一书，共23卷（未出版），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了这本书的编写，他曾亲赴祁州（河北安国），在野外、园内和市场上研究中药，特别注意药草的异物同名和同物异名。当时日本植物学者所用汉名，虽沿袭我国古籍，但因考据未精，致使纰缪颇多，钟观光不辞劳苦，一一为之更正。

　钟观光一生著述丰富，有《理科通证》《旅行采集记》《山海经植物》《近世毛诗植物解》《物贡纪略》《植物古籍释例注解》《中华植物学》《本草疏证》等，受美、日植物研究学者推重。以他姓名命名的植物属名有钟本属、观光本属多种。新中国成立后，其子钟补求将留存旧居的书籍手稿及16柜腊叶标本，在年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钟观光一生追求进步。早年积极参加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以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曾为攻打上海兵工厂，领导同志制作炸弹。他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把钱都用在搜集标本、购买图书上。年日寇侵华，他被迫离开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仅携带所写稿件和部分资料，由朱晟先生护送，徒步绕道门头沟，返回宁波故乡，留在北平的不少重要书籍资料在战乱中受到重大损失。逃难时，他不惜丢掉个人财产，而保留下了大量资料和标本。在故乡，钟观光不顾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仍专注于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事业，对所写稿件加以整理补充。

　钟观光于新旧学问均有研究，系植物界继往开来之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和郝景盛等人曾称他为“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最初一人”。他一生廉洁，只有奉献不知营求，撙节所余兴办教育。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堂，也没有留洋深造，但他为了振兴中华，刻苦学习，自学成才。他治学严谨，多年来不避艰辛危险，从事植物学采集、考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陈滋：免费施诊贫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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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滋（—），出生于奉化裘村镇马头村，祖上一直注重读史论经，擅长行医。陈滋幼时就读于乡里吴江泾丛桂文社，学习刻苦，成绩优秀。

医学建树

　年10月，陈滋学成回国后，在友人资助医院。陈滋眼科造诣颇深，主张中西医互学。闲暇时，他博览中医典籍，采集良方。陈医院，是国人开设医院。当时难度很高的人造瞳孔、白内障摘除等，他均施行自如。他是近代眼科中西会通医家之突出者，成为第医院的国人。

　　年，陈滋出版了《陈氏评批〈银海精微〉》，序中已先就眼科解剖部位及病症名称中西兼论，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后所著《中西眼科汇通》，开中西眼科汇通之先河。经其子陈任整理，医院总发行，年刊行。华西医科大学毛凤书教授曾说：“政府号召向中医学习，我去读中医典籍，象看天书一样。后来看了陈滋先生的书，才清楚了很多。”

《中西眼科汇通》全书包括病证，中医眼科处方集、附录3部分。病证从眼睑病、泪器病至外伤和其他共分为13章，各章病症并列中西医病名，辑古代眼科文献中相关病症内容，于“滋按”中表明其见解，述中医治法、古方及西医新法。前8个章节以西医眼科解剖由表及里的顺序分类论述78个病症，后5个章节讨论以眼机能障碍为主的眼病共20个病症，合为98个病种，中医眼科处方集收载内服方个、眼药方（点、洗眼外用方）95个、外用药方31个。全书中西眼科内容并载并论，文字达20余万字，在近代眼科特别是中西医汇通史上有着重要学术地位。

回馈社会

　　陈滋重医德，每周免费施诊贫病者3次。凡家乡去沪求医者，不收医药费，还照料食宿，资助盘缠。

　　陈滋的医技在当时上海市民中知名度很高，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好多复明者感激万分，更有叩拜长跪不起的，以表感恩之情。他医德高尚，不论贫富，一视同仁。诊病随到随看，即使在用餐时亦必停筷以从诊。哈尔滨医科大学眼科石增荣教授说：“陈滋先生不但是国之名医，更是国之良医。世多名医，但良医难得。”他还热心培植家乡眼科医师，关心家乡教育，年捐资0元，助建鵁鶄学校；资助家乡学校教师参观、考察。

　　陈医院后迁至芝罘路5号。年，因业务扩展，迁到芝罘路38号。以后陈滋即定居于此。年8月1日，陈滋与世长辞，时年五十岁，归葬于奉化马头颂三坟园。

曹炳章：名医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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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炳章（—），宁波鄞县人。14岁，他到绍兴药铺里做了学徒，业余时间攻读医方，到20岁结束了学徒生涯。

曹炳章精内、妇、儿科，尤擅喉证，熟谙药性。每遇出诊，常徒步而去，见特困病急的，诊费免去，代付药资。他博采众长，师古不泥，常说：“古人随证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只有板方，没有板病。”临床遇疑难危病，或补或泻，进退自如。

为了根绝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他撰写了《鸦片戒除法》；为了反击“废除中医”的逆流，他在上海发起并组织了“神州医药总会”，进京请愿，表示抗议；为了使用正确药物，先后写下了《药产鉴别录》《辽东人参考》《燕窝考》；为了弘扬中医品牌，扩大名医效应，撰写了《浙江历代名医传略》等。为适应临床诊断的需要，还首次出版了彩色版的医著《彩图辨舌指南》，该书广采博收，先后参阅了古今中医书籍余种，中外医书30余种，各种医报、杂志30多种，可谓集中外论舌资料之大成。

年，他在绍兴创办了《绍兴医药月报》，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医学术期刊。曹炳章任总编辑。此刊以“扩张会务，研究民药学术，期医药事业渐趋完善”为宗旨，积极宣传中医知识，登载了许多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和稀有医药书籍之版本，使之免于散失。该刊还明确提出中西医并重：“凡生理病理，诊治方法，以及卫生事宜，看护要则与通俗简疗法一并收录”。随着发行量逐年增加，曹炳章在《本报连续出版周年纪念辞》一文中高兴地说：“本外埠之销数已达千份之上，全中国二十二行省，已无处无本报踪迹，且檀香山、槟榔屿、台湾华侨同胞汇银订购者，亦纷纷不绝。”它对当时国内各界特别是知识界了解中医，争取中医权益产生了重大影响。

曹炳章秉性刚直，自奉俭朴，稍有积蓄，尽购书籍，藏书竞达多种。书富家贫，以此为豪。但不幸于年3月，遭受火灾，尽付一炬。但他并不灰心，继续收购，又积藏了多种，甚至整夜地把书借来抄写。他的藏书中不仅有大量明清精刻本、孤本、珍本、钞本，还有不少日本旧刻本、钞本，学术价值极高。绍兴沦陷时，他连夜租船，将藏书运至乡下避藏。而对接二连三的挫折，曹炳章仍访书不断、藏书不辍，旁搜博采，不断充实中医药学文献的收藏。他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可稍懈也。”

年受上海大东书局之聘，曹炳章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便以家藏书为主，选出了种医籍，分为13类，总计为卷，提要12卷，装订达1册。各科具备，为古今中医学从书之冠，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巨著。可惜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刊印未半，被迫停印，使他引以为毕生遗憾。

曹炳章极有爱国之心，为抵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与诸名医联合，研制成效佳价廉的“雪耻灵丹”，意为中华民族洗辱雪耻之意，很受病家、民众所信赖、欢迎，而日货仁丹却冷落旮旯，几乎无人问津。早在年他就提出“统一病名”及印编“中医处方新衡旧称对照表”等建议，这种敢于破旧立新的举动，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可谓是中医界真正“与时俱进”的革新派。他阅读前人名著和同人撰述时，一有所得，必做摘录，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多寡，一概珍视，并以卡片式分类收藏。毕生持之以恒，及至暮年，虽经战乱，所藏卡片仍不下数万则。

曹老先生解放之初已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年，他主动与当时的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系，将所藏3余种医籍捐献给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分藏书由中国中医研究院收藏。他一生埋头著述，各类著述据后人统计约有多种，在近世医家中，罕与伦比。

曹炳章对宁波家乡一直有着眷恋之情，他在著作中的署名，总是用“四明曹炳章”或“鄞县曹炳章”，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李善祥：只穿“善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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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祥（—），祖籍宁波小港。16岁学徒习商，青年时代接受民主思想启蒙。年在港口创办务实女子学堂，宣传男女平等。辛亥革命时期加入新浙江革命同志会。年被推选为首任镇海县民事长（县长）。

　　年的一天，李善祥从东北回到上海办理事务，恰逢他50岁生辰。他的二哥——李家第三代掌门人李咏裳，便为他这已经多年未见面的弟弟在静安寺有名的沧洲饭店设置寿堂，并大摆宴筵，为他祝寿。沧州饭店在上海虽然算不上大饭店，但因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曾经留住过而名声大振，成为外地到上海打拼的文化人入住的首选饭店。跨入饭店大堂，一股书香气迎面扑来，四面墙壁悬挂着各种名人字画，在为客人提供休息和等待的厅里有舒适的沙发，在沙发的侧面竖立一排书橱，里面摆满中外名著。这种中国特有的浓烈的文化气息，吸引着中外来客，同时也将侍者门童都熏陶出一丝文化味。

　　李咏裳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航运兼金融界的大亨，寿宴自然是高规格的。只见金碧辉煌的寿堂内红烛高照，香烟缭绕，各式贺幛琳琅满目，还请来一班青衣鼓乐助兴，就等主角上场了。

　　请来的贵宾陆续到齐了，独不见寿星的影子，大家焦急地等待着。

　　这时，一辆小汽车静静地驶向饭店大门，从车上下来两个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走在头里的一位穿了一件短大衣不像短大衣、风雨衣不像风雨衣、十分奇特的服装——粗布对襟中式一字形纽扣大褂，前襟上下四只大口袋，里面鼓鼓囊囊地装了些东西。穿着这身行头，再加上他面貌粗旷黝黑，土里土气、五大三粗，就像个乡下人。紧随其后的一位，装饰完全两样，他西装革履，左手腋下夹着个大皮包，白净的脸上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一副绅士派头。

　　这二人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饭店门卫冷眼看看前面一位，将他拦下，然后毕恭毕敬地请后一位进了大厅。前面这位见状，从衣服的大口袋中掏出个烟斗，不慌不忙点上火抽起来了。门房上前反复盘问，唯恐闲杂人影响店容。这个人不卑不亢自报家门是李咏裳请来的客人，门卫却不敢相信。大老板李咏裳听信亲自出来，看到这位站在门口手持烟斗，悠闲自在吸着烟，不禁感到好笑，又呵责门卫将贵人拦在门外。他对李咏裳摆摆手，意思是没关系，这才跟着进去。

　　原来这一位“粗人”，便是今日的寿星李善祥。而那位白面书主，只不过是他的秘书随员。不过此随员亦非等闲之辈，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也曾留学美国，啃过洋面包，他叫刘云飞，是跟随李善祥来办事的。

　　寿星到了，寿宴自然开始了，人们虽然对寿星的衣着感到惊奇，但看在李老板的面子上纷纷向寿星碰杯祝寿。只见衣衫不见人，这在旧社会是不足为怪的，有的宾客看到刘云飞的派头不由自主仍频频向他道贺，反而把真正的寿星老人冷落在一旁。这也怪不得客人，一来，李善祥久居东北，上海的亲朋好友及商界都不大熟悉他；二来，他穿了这样一件怪模怪样的衣服，实也难登大雅之堂，根本显示不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的派头。

　　对此李善祥并不在意，他照样和几个熟悉的亲友聊天，讲着东北的风土人情，自得其乐，而其他人自然由刘云飞应酬了。李善祥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富豪架子、勤俭、刻苦、讲实际的人。

　　说到这件衣服，李善祥自己还觉得十分得意哩。当年李善祥在东北开办果树农场，在长期的园艺劳动中，工具多，携带起来不方便，李善祥常为找不出一件合适带工具的衣服而苦恼。于是，他根据园艺劳动的特点，为自己设计了这么一件衣服。由夫人邱天相亲手缝制而成。衣服上的四只大口袋，是分别装园艺必备的刀、锯、剪、叉等修果工具用的。这看上去很古怪的衣服，劳动起来却特别方便，很合李善祥的意。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善祥装”。

　　李善祥每天穿着“善祥装”觉得很方便，要用的物品都放在口袋中，需要什么在口袋中一摸就拿出来了，所以他舍不得换装，就把这件衣服穿到上海来了。二哥在饭店请客，他是个实在人，本质纯朴，又不讲究形式，怎么会为一顿饭换装呢？所以到饭店，在寿堂里闹出了被阻拦在门外的笑话。这件事在上海商界传开后，反而使李善祥名气传开了，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宁波人。

项松茂：爱国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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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松茂（—），名世澄，别号渭川，鄞县打网岙人。其父项锦三曾与兄项仕元在杭州合伙经营皮毛牛骨山货行。

　　项松茂为振兴民族工商业，挽回民族工业利权，曾与英商“祥茂肥皂”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商战。年，项松茂收买了一家原属德国人开设后由沪人经营的固本肥皂厂，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为了能够同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所产的“祥茂”洋皂竞争，项松茂决心在质量上超过洋皂，组织了以他自己为首的制皂研究小组，重金聘请了制皂专家，变卖了他处地产筹资添置制皂设备、仪器。他还亲自去中皂厂参观考察，继而派本厂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到中皂厂当临时工，历时九个月，探得祥茂皂的成份和含量，又经反复试制和对比，终于使五洲固本肥皂的质量超过了祥茂皂等洋皂。

　　五洲固本皂脂肪酸含量高，水份少，皂体坚实，去垢力强，经久耐用，且久藏不缩不裂，大受顾客欢迎，销量日增。

　　五洲固本皂的崛起，引起了洋皂厂的不安，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依托其雄厚资本优势，同五洲固本皂厂开展了激烈的竞销。它故意压低祥茂皂的售价，企图压垮固本皂厂。项松茂咬紧牙关“以血补皂”，利用“人造自来血”的利润补贴固本皂因降低价引起的亏损。又以五洲药房在市内外的分支机构作为固本皂的发行所，奖励推销量大的领牌店和代销店;与上海卷烟业谦泰新老板沈德华相联络，由30余家烟纸业同业组成包销固本皂的大成公司，以另加佣金二钱和放帐2个月的优惠，由大成公司交各零售店分销固本皂。这样，很快形成了推销固本皂的浩荡大军。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抵制英日货，爱用国货，更使固本皂销势与日俱增。这年销量多达59.6万银两，而祥茂皂却在下半年出现巨额亏损。项松茂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在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声势的推助下，终于使固本皂战胜了洋皂，占领了市场。固本皂也成了誉满全国的国货精品。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沈阳，项松茂义愤填膺，断然决定撤销在营口的五洲分店，以示抗日决心。

　　他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响应该会的号召，发动厂内职工，编组了一营义勇军，自任营长，并聘请上海交大军事教官，规定每天工余时间进行军事操练。为了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五洲药房从总经理到职工把9月23日这天工资捐献出来。

　　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当晚，一辆载有日军伤兵的军车途经五洲药房第二支店附近时，爱国志士进行了狙击。29日上午，一群日兵和便衣闯入药店搜查，并以发现药店里有义勇军制服为由，抓走了留守在店里的11名职工。

　　当天下午，项松茂得知1I名职工被日军抓走的消息后，当即决定亲身前去交涉营救。有人提醒说，你是抗日救国会委员，又组织义勇军操练抗日，此去十分危险，倒是应该躲起来避避风头!项松茂肃然回答，“事关11名同事的生命，岂可贪生怕死!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说罢，就乘车去第二支店。

　　这时，支店周困已经戒严，有日军哨兵在店前巡逻。项松茂下车后朝店前走去，刚巧有个日军士兵向自己打招呼，日本兵原来是万国商团的日商小山，与项松茂相识。于是小山陪项松茂进店察看，项松茂则托小山设法探听情况，营救被抓店员，小山答应并约定明天听回复。

　　第二天下午，项松茂偕职员朱灿如依约再去第二支店，车到支店路口，交通已被封锁，朱灿如劝他先回公司再作打算，可项松茂却昂然下车，前去支店。项松茂一进支店，被尾随而来的日本便衣围住，便衣问项松茂：“你是谁?”项松茂明知身处险境，索兴拿出名片，向对方提出保释被捕职工和派人看守支店的要求，对方诡称“可以”。项松茂嘱朱灿如返总公司派人来店，自己留下来。当职员朱灿如和李祖荫再去支店时，日本兵却对他们说：“你家店主已送往司令部去了。”

　　项松茂在支店被日寇劫持，先押到日军俱乐部(今塘沽路)，次日被转到江湾日军司令部。

　　日寇司令官亲自审问项松茂：“你敢私藏军服，反抗我们么，谁反抗我们就杀谁!”项松茂大义凛然，从容答道：“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你们自己想一想，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方法，倒把军队占领我国领土，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项松茂抗日坚决，他和11名店员全部被日寇杀害。项松茂牺牲时年仅52岁。

马宗汉：勤学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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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汉（—），原名纯昌，字子畦，别号宗汉子，余姚柯东乡人。

勤奋学习，立报国之志

　　马宗汉成长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他的前几辈人都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为官的马氏前辈一直是为官清廉，治县有道，他的几位祖上曾为当地的百姓仗义疏财，在百姓受灾时慷慨解囊。马宗汉的祖父马道传以侠义著称，扩增土地，建立马氏义庄，使得没有丧葬能力的穷苦百姓可以在死后有安身之所，为此，还得到朝廷“乐善好施”的匾额嘉奖。在这样的家族风气影响下，马宗汉自小便有鸿鹄之志。受着父辈祖辈们行侠仗义的精神引导，马宗汉从小立志要爱国报国。

　　马宗汉出生于光绪十年（），中国正在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的爆发已经过去44年，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统治晚期。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怕引起民变和兵变，在“权衡利弊”之下，正忙着对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而此时中国百姓的民族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只有少数人在为民族独立而战斗。这是一个需要有人带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百姓战斗的阶段。

　　因为有相对富裕的家庭环境，马宗汉在幼年便上家塾，由先生教导，接受知识。十二岁开始在余姚达善学堂读书。在《有关马宗汉的两份珍贵资料》中记载了马宗汉在达善学堂读书时的习作本子。“世上英雄原不亏，雄才亦许常人为，如吾夙负平生志，当使声名千古垂。”“非因小可便奇奇，一事从心百事宜。今后皆能如此去，焉知大业不吾为。”这是马宗汉在习作时写下的诗句，诗文中处处都透露出马宗汉的爱国抱负，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想的便是英雄、大业，这种从小开始萌发的大志，与其后来的英勇起义是有很大关联的。

　　十九岁的时候，马宗汉考入了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的前身）。在学习中，他的革命意识渐渐觉醒。如当时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一样，他心中的爱国热情是日渐高涨的。他积极地参与了反对封建反对朝廷的学生罢课运动，而遭到学校的劝退。马宗汉21岁的时候在家人的催促下考取秀才，此后便到了浒山三山学堂担任体育老师，其间，他不断地接受和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继续着反清的活动。为了表明自己的反清决心，毅然剪去了自己的长辫子。但在当时剪辫子是要坐牢杀头的，他便每日带着假辫子上课，被其父亲知道后厉声训斥，还要他去官府自首，但其母不忍心儿子遭此大难，私自放了儿子。

刚直不屈，显壮士情义

　　马宗汉因剪辫子逃出家后，与上海的陈伯平、绍兴大通学堂办学的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很快取得了联系，在陈伯平的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的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与马宗汉自小而有的报国志向相同。在光复会中，马宗汉更加全面地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年，他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军事技术，探索反帝反封建的救国存亡之路。自此，马宗汉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马宗汉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筹备和参加了安庆起义。在从日本归国后，马宗汉与徐锡麟、陈伯平、秋瑾等同志共谋起义大计。马宗汉在他的祖父开的钱行——上海朝盛商行要了些钱，与徐、陈一起购买起义所用的枪支弹药，准备起义。

　　起义那天是农历的五月，天气正在慢慢变热。马宗汉和其同伴为了掩护自己，更好地行动，还是穿着长衫，手里握着起义时用的短枪，尽管此时已经大汗淋漓却是始终不敢放松，一直警觉地等着呼应的枪声响起，进行起义行动。

　　但由于起义秘密被当时照料他们的一个满族师爷泄露，清政府有所防备，就在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当地的官府派了巡抚恩铭前来参加毕业典礼。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向恩铭请示训话之时，拔出藏在鞋子中的手枪。恩铭被枪击中，但并未涉及要害。就在此时，恩铭身旁的人拿出手枪要向徐锡麟还击，被站在一旁的马宗汉看到，一枪将其击毙。典礼现场立刻混乱起来。

　　马宗汉立即把守巡警学堂的后门，组织学生拼命拦击官员从后门逃跑。马宗汉一边安抚被受惊的学生，一面准备带他们冲出学堂与徐锡麟会合。但是，起义的人数毕竟是太少，而清军因为事先得知消息早有准备，学生死伤不断增多，领头的徐锡麟被捕，并被清政府残忍地剜心而死。马宗汉侥幸躲过了清兵的追捕。

　　他被同情革命的老百姓藏在一口枯井里隐蔽。本来，马宗汉藏在枯井里，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想到清兵严密的搜查可能会连累的帮助他的老百姓，马宗汉便从枯井里爬了出来，被巡逻的清兵抓住了。马宗汉对清兵说自己是黄福，但是在清兵严厉的质问与搜查中，清兵发现了他身上的宗汉小印，他只能招认自己就是马宗汉。

　　“汉缧绁狱中，饥寒交迫，困苦万状。除一身单衣服外，余为链镣而已。每日两膳，终难永饱。既无衣以御寒，又无分文买食物以充饥。人生之厄，莫甚于是！昔者文王囚羑里而著易，管仲释囚而为霸佐，原不必以一时之辱为愁苦；然汉既不敢上希文王，又无鲍叔其人，正不知命在何时，想如君者亦必为之酸心。”从马宗汉的这封在狱中写的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宗汉在被抓捕后艰辛的牢狱生活，但是他还是想着文王、管仲这样的不屈于牢狱枷锁的历史伟人，绝不向已经失望的清政府投降。在五十天的牢狱生活中，马宗汉遭受清政府各种残酷的刑罚。清政府妄图马宗汉说出起义的其他同党，但是，马宗汉始终咬紧牙关，坚持不说。清政府在失去耐心后，最终下令将马宗汉杀死。马宗汉的家乡为了纪念他，自年起，把烈士故乡柯东乡改名为宗汉乡。

蒋梦麟：勤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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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老家余姚黄家埠蒋家。原名梦熊，后改为梦麟，号孟邻。幼诵诗书，11岁入绍郡中西学堂，而后就读于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18岁那年考取秀才，22岁留学美国，在美国9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负责人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红十字会会长，还曾担任故宫文物南迁的负责人。

呕心沥血勤奋为学

　　蒋梦麟先生之“勤”在于为北大和民族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不仅是蔡元培的得力辅助者和后继者，而且有其独特的胆识与贡献，更在北大艰难建设时期发挥了中坚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大胆改革，勇于担当，使北京大学发展成为全国教育与学术中心，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首先，他是北大师生历经沧桑、共渡难关的重要支撑者。蒋梦麟代理或正式主持北大校务，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北大校史上相当艰难困苦的时期。国家或值北洋政府执政，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或值北伐后的国民政府执政，极不稳定，且面临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总之，教育经费短缺，又经常被官吏挪用，教工薪水长期被拖欠，基本建设资金难以筹措。身任总务长的蒋梦麟，东奔西忙，有时为躲避建筑公司讨债，还不得不陷入仓促“外逃”至西山的狼狈境地。在这种条件下，蒋梦麟处变不惊，沉着应战。他以善于办事而著称，冷静而妥善地处理各种关系和事件，逐步解决各种难题。他与北大共命运、任劳任怨、甘挑重担。每日所思，皆是如何建设北大的问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也绝不退缩，而愿与全校师生共同奋斗。“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绝不让它中断。”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其次，他是尊重学术、尊重人才的实践者。年12月，代校长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他随即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北大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的职志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评议会为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与职权同原评议会，必要时可延聘专家列席，所以，校务会实际上是教授会。原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旧保留，职权不变。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同时，蒋梦麟一面将流失的教授请回来，一面延揽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充实师资。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蒋梦麟挑选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如钱穆没有高学历，国学水平却很高，蒋梦麟毫不犹豫地将其请到北大当教授。

　在蒋梦麟诚挚待人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如理科的丁文江、李四光、汪敬熙、曾昭抡等，文科的汤用彤、徐志摩、周作人、赵乃抟等，使北大人才云集，学术繁荣，推动教学与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教授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处领先地位，并且逐年培养出大批高质量人才。同时，蒋梦麟校长本人也勤于探索、多有建树。他在美国多年，师从杜威，钻研哲学与教育，以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推动教育革新的文章，随后又任《新教育》月刊主编。年出版《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汇集从各个侧面阐述教育问题的文章。

立德为先精思力践

　　蒋梦麟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其具备“廉”的品德。说他“廉”并非指他生活清贫，而是他长年身居高位，收入也不低，生活却并不奢侈；做了多年的校长和单位负责人，也从无贪污腐败行为，更是对贪污腐败和贿赂等行为深恶痛绝，对于拒绝贿赂的行为十分赞赏。

　　他曾在《西潮与新潮》中提到：学者辜鸿铭有一次选举时，曾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出八百大洋收买其选票，辜鸿铭把钱收下后，跑到天津逛了一趟，根本没有去投票。后来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国际性聚会上，辜鸿铭碰到这位贿选的人，他指着人对大家操英语说：“这家伙要拿八百块钱买我，各位先生，你们看我辜鸿铭真的这么贱吗？”蒋梦麟以此来表明自己心迹。此外，蒋梦麟很欣赏能够保证和促进职员清廉的组织制度。如他认为：“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殉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的健全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就同租借地一样，这里孕育了新思想，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根据地。”

　　在抗战期间，蒋梦麟身为西南联合大学的负责人，日常起居也十分简朴，甚至他的自传《西潮》，是他在昆明郊外的防空洞里，用铅笔在拍纸簿上写成的。但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优美的文笔、丰富的体验、深刻的问题，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成为了解近代中国的一面镜子。

身正志坚品格高尚

　　此外，蒋梦麟身为校长，还有一种十分难得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原则性和傲骨，如他曾对各学院负责人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可见他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蒋梦麟在任时，遭遇了“九一八事变”、中日长城之战、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等一系列事件。当时，他带领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中。为此，日本特务曾将他“请”去，想胁迫他去东北，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据当时熟悉他的朋友说：“别看蒋梦麟瘦瘦弱弱的，骨头却比钢铁还硬。”因此，他也被人称为“郭子仪第二”。

　　作为一名优秀学者和教育家，蒋梦麟先生那不畏强权、坚守良知、勇于担当的品格更令人感动。胡适说他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可谓是中肯的评价。

冯孟颛：与藏书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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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孟颛(—)，作为宁波先贤、久负盛名的浙东藏书家，一生品行和功德令人敬佩。

修藏书楼

　　甬上私人藏书在民国时代仍不乏人，且以冯孟颛、朱赞卿、孙定观等先生最为有名，其中冯孟颛先生的藏书既多且广。

　　冯孟颛自幼好学，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一生守志读书，摒弃不良嗜欲，节衣缩食，出钱出资专收有用之书而藏之，尤以经、史、子、集最为丰富。同时他深以毁失辗转流散的国家文献古籍为虑，精心整理，抱残守缺，其耐心和毅力实为难得。他专修藏书楼，取名“伏跗室”，家藏书10万多卷，碑石拓本0余种。藏书多为善本，其中不少为宋椠本、元明清刻本、手稿原本。先生还精于目录版本学，故能审真伪、补缺失、校讹误，因而得著名浙东藏书家之称号。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冯孟颛一生不但嗜好藏书，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年抗战爆发，冯孟颛于藏书宅“伏跗室”天井内挖防空洞，甘愿与藏书共存亡。宁波沦陷后，为保护藏书，亦不离甬城和书宅半步。冯孟颛、杨菊庭先生等地方知名人士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反对当汉奸，坚决不就任伪职。

保护天一阁

如今岿然独存、声名远播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也是浙东文化深厚底蕴的客观物证。然而在漫长的旧社会，天一阁历经天灾人祸，几欲不保。

年9月18日的一次大台风，把天一阁的东墙全部吹倒，藏书楼也遭到很大程度的损坏。乡贤冯孟颛、杨菊庭等先生征得范氏族人同意，在鄞县县长陈宝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天一阁重修委员会”，经费一部分由鄞县县府协助解决，一部分由重修委员会向社会募捐而得。经年到年大修，将原在府学中的尊经阁，连同当地保存下来的一批历代碑石80余方移至天一阁后院，命名为“明州碑林”，这次大修对天一阁的维护和扩展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范氏家族日渐衰落，对天一阁的保护力所不逮，又逢藏书楼屡遭盗窃，藏书损失惨重，形势危殆。冯先生联络地方有识之士，多方筹款收集赎回不少散失在外的藏书。不久，宁波沦陷，日本侵略者也乘机盗书，冯先生出谋划策、出资出力，协助范氏子孙将天一阁一部分藏书偷偷运到鄞县茅山，一部分藏书运送龙泉，从而保护了天一阁珍贵的藏书。

整理地方文献

　　冯孟颛一生致力于地方文献事业，是一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自年至年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对地方文献搜集整理，用力甚勤。曾编纂《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与甬人冯涯民合编《鄞县通志·文献志》，协助张寿镛先生编辑《四明丛书》，并整理了《四明丛书》目录、《续甬上耆旧诗集考略》等文献。

此外，冯孟颛先生还为修复保护“甬上证人书院”(白云庄)，命名“苍水街”“忠介街”以纪念民族英雄张苍水和钱肃乐等做了不少工作。

　　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冯孟颛先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于新中国的各项政治活动。他曾先后担任了第一、二届宁波市人代会特邀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省文史馆馆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50年代，冯先生作为无党派爱国人士，与市民革成员一起参加学习。晚年的冯先生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投入并主持指导编纂《天一阁书目外编》，积极撰写和整理文史稿件，如《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刊用的张美诩撰写的《宁波人开风气之先》一文，便是冯先生于年用蝇头小楷仔细校注的珍贵史料。

冯孟颛一生爱书如命，50年代末，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访问冯孟颛，表示政府愿出钱收购“伏跗室”全部藏书，被冯孟颛婉言谢绝。年春，冯先生仙逝，家属遵其遗嘱，将全部藏书捐给了国家。在冯孟颛行为影响下，甬上私人藏书家们亦纷纷献书捐书，大大丰富了天一阁的藏书。

张人亚：清贫的金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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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亚（—），原名张静泉，宁波北仑霞浦人。他的党龄与党同岁，是宁波籍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他曾战斗在龙潭虎穴——担任过上海党中央的内交科长；他担任过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他为党中央秘密筹集过大量活动经费；他是第一届中央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和印刷局局长；他为党保存过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

　　年张静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同年9月，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张静泉任主席，开展工人罢工斗争。次年，他去闸北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工作，并以张人亚的姓名从事工人运动，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四?一二”事变后，张人亚并没有离开上海，仍然在这里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当时的上海正笼罩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警特遍地，密探无孔不入。张人亚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凭着对党的忠诚，机智勇敢、临危不乱，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送文件、送情报等内交使命；并且组织、管理好了内部交通网，保证了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及党的文件书报的安全。

　　年7月，张人亚调离中共中央秘书处，被中央派到外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主要是为中央筹集急需的经费。不出半个月，张人亚通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募捐，筹集到了部分经费，约大洋两千多元，对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年，张人亚又秘密来到芜湖，在芜湖等地秘密从事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为了隐蔽和安全，同时便于向上海方向解送款项，他设法在芜湖公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金铺子表面上从事接受金银首饰的来料加工及成品销售，暗地里却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并将它们设法兑换成现洋及钞票，再交给上海的党中央。这又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买卖”，张人亚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还多次来往于中央苏区和白区之间，为党转运黄金、现钞。

　　这一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尚未成立，但江西的赣西南苏区、福建的闽西苏区等已渐近形成，革命政权日益巩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或缴获的金银与财物亦不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他被捕后写的自首书中的一段话，无意中为张人亚在这一期间的工作做了证明。他写道：“赤区（即苏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年6月由闽西运来两；第二次年底，由赣西南运来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即王明）做老板——现由廖成云（即陈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虽然经手那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着一个金铺子，但张人亚和同事们却过着非常艰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钱公款。

　　向忠发的叛变和迅速被杀，先给张人亚带来极大的威胁，后又给他带来相对安全。这位中共中央金库的负责人迅速关闭了在芜湖的金铺，转入地下待命。年6月后，中共中央指令他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指导安徽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工作，11月即被秘密送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一大党员何叔衡的副手。年6月23日，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并继续代理中央印刷局局长。12月23日，在由瑞金前往福建长汀苏区检查工作时，张人亚因在途中患病，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34岁。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其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追悼张人亚》的悼词，称赞张人亚是一个“最勇敢、最坚决的革命战士”，表达了中央政府对张人亚同志革命业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最高褒奖。

　　在张人亚去世后，他遗留下来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旧皮箱，一块小毯子，几张明信片和一张当票。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在瑞金革命遗址叶坪革命旧址内修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旧址。为纪念张人亚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战士，旧址上还保留了张人亚生前工作兼住室的房间，陈设如旧，供后人瞻仰。

来源

清廉宁波

编辑

张土良

责编

余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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