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不是障碍，只有沉默才能解脱障碍

沉默不是障碍，只有沉默才能解脱障碍。多说话是语言障碍，多做事是行为举止障碍，两者之间就有了烦恼，怨恨，甚至记仇的后果自负责任。不得不高度重视自身的障碍是什么返修，反省，发现，出现什么障碍的局面。

鲍君神

有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打柴，在经过一片沼泽地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一只麋鹿。他非常高兴，但没有立即把麋鹿带回家去，而是找了棵树，将麋鹿拴在那里，打算忙完了活计再去牵麋鹿。

碰巧，有10多辆经商的车子从这片沼泽地经过。车上的人看见树旁拴着一只麋鹿，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们走过去把麋鹿牵走了。没走多远，这些人觉得自己不劳而获太不像话，就从车上拿了一条备在路上吃的干咸鱼放在拴麋鹿的地方以作补偿，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过了半晌，打柴的人来取他拴着的那头麋鹿，可是树旁的麋鹿不见了，却有一条大干咸鱼放在拴麋鹿的地方。他觉得太奇怪了。看看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这一片沼泽地中也没有人走的道路，这干咸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算是从附近湖塘中蹦出来的鱼，那也应该是鲜鱼呀！凭空冒出一条干咸鱼来，它不是神又是什么呢？想到这里，这人恭恭敬敬地抱起干咸鱼回家去了。

回家后，打柴人把这事说给妻子和四邻八舍的人听了，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很快，这件事便传开了，而且被人们越说越神奇，竟然引来了许多前来祈祷的人。他们到沼泽地里的小树边求福消灾，治病祛邪，有许多祈祷的人竟然也灵验了。这样一来，人们对这干咸鱼是神的传说深信不疑。大家凑钱为干咸鱼建了一座祀庙，将干咸鱼供奉在里面，在庙里设了多达几十人的专职祝巫，并给干咸鱼送了一个“鲍君神”的尊号（“鲍”就是“咸鱼”的意思）。从此，“鲍君神”庙内神帐高挂，钟鼓齐鸣，香火不断。祈祷的人络绎不绝地从方圆几百里内外赴来朝圣。

好几年过去了，一天，一支经商的车队路过这里，当年放干咸鱼的人也坐在车上。当他经过庙前的时候，看了这热闹的场面和庙门高悬的“鲍君神”扁额，感到十分奇怪，便下车向人打听原因。有人向他讲了这座庙宇和“鲍君神”的来历，他不禁大声说道：“这是我的鱼，是我几年前亲手拴在一棵树上的，哪来的什么鲍君神呢！”他走进庙内，上前去将干咸鱼取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庙里的祝巫和那些祈祷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十分尴尬。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来朝拜这个庙，渐渐地，庙的四周长满了野草。又过了一些时候，这座庙也倒塌了。

遇事不仔细想想，只凭主观臆断、人为地编造神话去盲目顶礼膜拜的做法，既无任何实效，又劳民伤财、愚昧可笑。

鲁国少人才

鲁哀公对拜见他的庄子深有感慨地说：“咱鲁国儒士很多，唯独缺少像先生这样从事道术的人才。”

庄子听了鲁君的判断，却不以为然地持否定态度：“别说从事道术的人才少，就是儒士也很缺。”

鲁哀公反问庄子：

“你看全鲁国的臣民几乎都穿戴儒者服装，能说鲁国少儒士吗？”

庄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在鲁国的所见所闻：

“我听说在儒士中，头戴圆形礼帽的通晓天文；穿方形鞋的精通地理；佩戴五彩丝带系玉玦（jue）的，遇事清醒果断。”庄子见鲁王认真听着，接着表示自己的见解：“其实那些造诣很深的儒士平日不一定穿儒服，着儒装的人未必就有真才实学。”

他向鲁王建议：“您如果认为我判断得不正确，可以在全国范围发布命令，宣布旨意，凡没有真才实学的冒牌儒士而穿儒服的一律问斩！”

鲁哀公采纳了庄子的谏言，在全国张贴命令。不过5天，鲁国上上下下再也看不见穿儒服的“儒士”了。唯独有一男子汉，穿戴儒装立于国宫门前。鲁哀公闻讯立即传旨召见。鲁哀公见来者仪态不俗，用国家大事考问他，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千变万化，对方对答如流，思维敏捷，果然是位饱学之士。

庄子了解到鲁国在下达命令后，仅有一位儒士被国君召进宫，敢于回答问题。于是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以鲁国之大，举国上下仅只一名儒士，能说人才济济吗？”

这篇寓言很有讽喻意味。真才实学不是靠衣着来装扮的，形式不能取代实质。一种思想、学说或职业吃香与流行后，就会有人弄虚作假，附庸风雅，借以谋取私利。

玉器和瓦罐

韩昭侯平时说话不大注意，往往在无意间将一些重大的机密事情泄露了出去，使得大臣们周密的计划不能实施。大家对此很伤脑筋，却又不好直言告诉韩昭侯。

有一位叫堂谿（xi）公的聪明人，自告奋勇到韩昭候那里去，对韩昭侯说：“假如这里有一只玉做的酒器，价值千金，它的中间是空的，没有底，它能盛水吗？”韩昭侯说：“不能盛水。”堂豁公又说：“有一只瓦罐子，很不值钱，但它不漏，你看，它能盛酒吗？”韩昭侯说：“可以。”

于是，堂谿公因势利导，接着说：“这就是了。一个瓦罐子，虽然值不了几文钱，非常卑贱，但因为它不漏，却可以用来装酒；而一个玉做的酒器，尽管它十分贵重，但由于它空而无底，因此连水都不能装，更不用说人们会将可口的饮料倒进里面去了。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地位至尊、举止至重的国君，如果经常泄露臣下商讨有关国家的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好像一件没有底的玉器。即使是再有才干的人，如果他的机密总是被泄露出去了，那他的计划就无法实施，因此就不能施展他的才干和谋略了。”

一番话说得韩昭侯恍然大悟，他连连点头说道：“你的话真对，你的话真对。”

从此以后，凡是要采取重要措施，大臣们在一起密谋策划的计划、方案，韩昭侯都小心对待，慎之又慎，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因为他担心自己在熟睡中说梦话时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听见，以至于误了国家大事。

堂谿公开导韩昭侯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很善于说话，能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引出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能够虚心接受意见、不唯我独尊的人，才是明智的领导者。

滥竽充数

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不加考察，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先生就随那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拿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心里得意极了。

其实南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挺投入，还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薪水。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min）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悠扬逍遥。于是齐湣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个人好好练习，作好准备，他将让它人轮流来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想一展身手，只有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像南郭先生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要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

画鬼最易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高明的画家，这天被请来为齐王画像。画像过程中，齐王问画家：“比较起来，什么东西最难画呢？”

画家回答说：“活动的狗与马，都是最难画的，我也画得不怎么好。”

齐王又问道：“那什么东西最容易画呢？”

画家说：“画鬼最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狗与马这些东西人们都熟悉，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只要画错那怕一点点，都会被人发现而指出毛病，所以难画，特别是动态中的狗与马难画，因为既有形又不定形。至于鬼呢，谁也没见过，没有确定的形体，也没有明确的相貌，那就可以由我随便画，想怎样画就怎样画，画出来后，谁也不能证明它不像鬼，所以画鬼是很容易的，不费什么神。”

画家的高论证明：如果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就会容易使人“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唯心论最省力，因为它不受客观实际检验，可以瞎说一气，而唯物论则要接受客观实际的检验，所以很费工夫。涸辙之鱼

庄子家已经贫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到监理河道的官吏家去借粮。

监河侯见庄子登门求助，爽快地答应借粮。他说：“可以，待我收到租税后，马上借你两银子。”

庄子听罢转喜为怒，脸都气得变了色。他忿然地对监河侯说：“我昨天赶路到府上来时，半路突听呼救声。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再观察周围，原来是在干涸的车辙里躺着一条鲫鱼。”

庄子叹了口气接着说：“它见到我，像遇见救星般向我求救。据称，这条鲫鱼原住东海，不幸沦落车辙里，无力自拔，眼看快要干死了。请求路人给点水，救救性命。”

监河侯听了庄周的话后，问他是否给了水救助鲫鱼。

庄子白了监河侯一眼，冷冷地说：“我说可以，等我到南方，劝说吴王和越王，请他们把西江的水引到你这儿来，把你接回东海老家去罢！”

监河侯听傻了眼，对庄子的救助方法感到十分荒唐：“那怎么行呢？”

“是哇，鲫鱼听了我的主意，当即气得睁大了眼，说眼下断了水，没有安身之处，只需几桶水就能解困，你说的所谓引水全是空话大话，不等把水引来，我早就成了鱼市上的干鱼啦！”

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是人们的常识。这篇寓言揭露了监河侯假大方，真吝啬的伪善面目。讽刺了说大话，讲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之人的惯用伎俩。老实人的态度是少说空话，多办实事。黎丘老丈

魏国都城大梁以北的黎丘乡，经常有爱装扮成乡人子侄兄弟的鬼怪出没。有一天，家住黎丘农村的一位老人在集市上喝了酒，醉醺醺地往家走，在半路上碰到了装做自己儿子模样的黎丘鬼怪。那鬼怪一边假惺惺地搀扶老人，一边左推右晃，让老人一路上受够了罪。老人回到家里以后，不脱鞋、合着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老人酒醒之后，想起自己醉酒回家时在路上吃的苦头，把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气愤地对儿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有孝敬我的义务。可是昨天你在路上让我吃尽了苦头。我问你，这究竟是因为我平日对你不够慈爱，还是因为你生了别的什么坏心？”

老人的儿子一听这话，像是在晴天里听见一声霹雳。这到底是哪来的事呢？老人的儿子感到十分委屈。他伤心地落着泪、磕着头，对父亲叹息地说：“这真是作孽呵！我哪能对您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呢？昨天您出门不久，我就到东乡找人收债去了。您从集市走回家的那一阵子，我还在东乡办事。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东乡去问一问。”

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素来诚实、孝顺，因此相信了他的话。可是那个长得很像自己儿子的人到底是谁呢？老人想着想着，一转念记起了黎丘鬼怪。他恍然大悟地说：“对了，一定是人们常说的那个鬼怪作的孽！”说到这里，老人忽然心生一计。他打算次日先到集市上喝个烂醉，然后趁着酒兴在回家的路上刺杀那个黎丘鬼怪。

次日早晨，老人在集市上又喝醉了酒。他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他的儿子因为担心父亲在外醉酒回不了家，正好在这个时候从家里出来，沿着通往集市的那条路去接父亲。老人远远望见儿子向自己走来，以为又是上次碰到的那个鬼怪。等他的儿子走近的时候，老人拔剑刺了过去。这位老人由于被貌似自己儿子的鬼怪所迷惑，最终竟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看来，当人们不辨真伪时，欺诈的鬼蜮伎俩容易得逞，而善良诚实反遭戕害，真是可悲呀。

一枕美梦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焦湖庙，庙里有一个玉枕头，枕头上有一个小孔。据说，枕着这个枕头睡觉，可以在梦里经历许多美好的事情。

那个时候，单（shan）父县有个名叫杨林的人，以经商为生，生意不怎么好，他一天到晚都愁眉苦脸的，希望能时来运转，突然在哪天就发大财，当大富翁。

这天，杨林带着货物来贩卖，走得满头大汗，肩上挑的担子好像有千斤重，压得他苦不堪言。杨林正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刚好经过焦湖庙，就打算进去歇歇脚。

杨林跪在菩萨跟前祈祷，口里念念有词：“老天爷保佑我时来运转，发家致富，一辈子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庙里的巫人见了杨林的情况，就对他说：“我让你体会一下你想要的生活，你愿意吗？”杨林高兴极了，忙不迭地说：“真的？好哇好哇，我太愿意了！”

于是巫人就取出那个神奇的玉枕给杨林，说道：“你先去睡一会儿吧。”

杨林枕着玉枕躺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来到了一个大户人家，那里亭台楼阁、湖水假山，鸟语花香，屋里更是雍容豪华，一派富贵气象。官高位显的赵太尉热情地将他迎到客厅里，和他谈笑风生，接着，赵太尉又相中了他做女婿，把女儿许配给他。于是，他也做了大官，家财万贯。妻子如花似玉，温柔贤惠，给他生下了6个儿子。这6个儿子个个都很有本事。

杨林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身边又有妻儿相伴，过得快乐极了。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点都不想回家。

忽然，杨林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在庙里，躺在玉枕上。梦中那美好的一切都无影无踪，只有身边没卖完的货物还在原地，心下不禁十分惆怅。

幸福的生活，不是可以靠虚幻的美梦得来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坐享其成，自己扎扎实实地辛勤劳动，才能把愿望变成现实。

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面对社会不义，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这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却不是一个不正自明、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常识，而是具有内在紧张、冲突和悲壮的实践困境，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倘若挥舞一条天然正当的道德大棒横扫士林，必定会误伤贤良、连累无辜。

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在法律上说毋庸置疑，连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何况知识分子乎？问题仅仅在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还是有德性上的亏欠？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要做道德审判，第一条原则，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都是无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沉默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是指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它属于天赋的、人人都拥有的、自然正当的权利。但自然正当，不等同于道德正当。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愿性选择。一旦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下，而被迫选择沉默，虽然这一选择是“自觉的”，却不是“自愿的”，只能说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选择，其道德意义也因而变得复杂。沉默的道德意义，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第一种在自由社会，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言论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依然缄默不语，态度冷漠，不闻不问。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道德上无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发生的不义，与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关系，对自由人的道德要求无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过了一个违背公众利益也包括你个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么代价，却不愿参与公众的抗议活动，只想不劳而获，搭便车，这种沉默既是一种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该受到谴责。第二种是在非常年代，运动之势，雷霆万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压之下，强迫人人表态，互相揭发批判，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呼喊口号的时候，倘若有人在红色潮中悄然隐身，做一个沉默的“逍遥派”，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在那个年头，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发批判老师、同事，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将钱锺书与冯友兰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云泥之别。同样面对江青的恩惠，一个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另一个是写效忠信表达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钱锺书夫妇有揭发批判别人的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岁月里，张志新、顾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有所不为，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钱锺书常常让我想到魏晋时代的阮籍。“竹林七贤”众杰，个性刚烈的嵇康被杀，世故的山涛入仕周旋于权力场中，而阮籍则退隐山林明哲保身，司马昭提出要与这位大名士结儿女亲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绝。阮籍、钱锺书虽非道德英雄，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他们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虽非英雄、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第三种是在威权社会，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不像非常时代那样强迫人人表态，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却又不完全；沉默的权利是有的，甚至沉默为当权者所默许与鼓励，社会的沉默与政治的威权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同谋。然而与非常年代一样，知识分子的议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气与担当。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便成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选择。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发声固然是道德担当，沉默就必定意味着道德亏欠吗？

依我之见，对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道德诊断，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而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审慎。道德评判最适用于“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对于“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则不过是削足适履、强人所难。在非常年代，洁身自好只是少数，沉默反而彰显出正派的低调美德；在威权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对于“不自由意志”所作的不得已选择，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与宽容。因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圣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审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么道德尺度必须符合人性。从柏拉图、阿奎那到19世纪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义化身自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舆论对其人性的期待会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了与鞋匠同样的职业，而非某种精神象征，社会对他们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这一特殊的职业过去是神圣的，担当天命的，现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担当。因此，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令人习以为常，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便引起了争议。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着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对政治冷漠，对不义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扫入犬儒主义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然而，被归入犬儒的知识分子，据我的观察，有真伪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价值虚无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者，在他们内心深处，拒绝一切道德的善恶和价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虚无，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为了一己之私利，怎么干都行；不要与哥讨论正义、良知，神马都是浮云！如此“没头脑”的犬儒主义者，都是一些精致的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平时奉行低调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环境险恶，为了自保，不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甚至参与作恶。然而，混迹在犬儒大军中的，还有一批“装睡的”清醒者，是为“徦犬儒”。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善恶，只是缘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敢、也无法站出来说话，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于是“外圆内方”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场面上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视的套话，重压之下也偶尔做个把违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静之时，尚存的良知会出来折磨，让自己痛苦一会儿，需要找一两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机会弥补自己良心的亏欠，偷偷给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假犬儒”，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相当普遍，公平地说，可能还是“犬儒”中的大多数。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范。然而，从表面观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经历了三朝风雨，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抗议社会不义，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园守护学术自由。陈寅恪所体现的道德，不属于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与勇气的私下表达”。表面来看政治上的确“犬儒”，但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风骨，守得住道德底线；不屑“有所为”，但必定“有所不为”——其实，钱锺书何尝不是如此？

讨论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的存在？还是道德的存在？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个世纪之交，曾经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季羡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征。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成为博学鸿儒的为学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为启蒙领袖，民间有“南王北李”之称，但启蒙方式颇有异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学风浮躁，只问主义，不屑问题，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继承的是“五四”理性主义传统。他如同清代的戴震，义理考据并重，赋予“尊德性”以“道问学”的基础，化启蒙理想为深厚的学理。李慎之继承的是“五四”狂飙传统，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为了鼓舞士气，指点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实践，试图身体力行，杀出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潜思，慎之热忱，道相同而路相异。这不仅是两位启蒙大师的分野，也是追随其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同的努力方向。三位学界大儒，季羡林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则是知识与道德并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积极地有所作为，而王元化则是低调的有所不为，紧紧坚守为人的尊严。

三位学界大儒，孰高孰低？基于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需要有人“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担当道德先锋；也需要有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价值最高。但倘若知识分子徒有烈士之悲壮情怀，缺乏深邃的思想与学理支撑，如此的道德勇气也只是沙滩上的巨塔。何况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并非知识分子一家之专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属性，作为知识分子公民，他的道德实践，最好具有深刻的专业背景，避免成为空头道德家，诚如王小波所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识分子的选择首先是不作恶，有所不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沉默未必是金，但也无可厚非。道德对“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权，对随波逐流的作恶者从严，要求“枪口抬高一寸”，担当作恶者该担当的罪责；而对洁身自好的沉默者从宽，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底线的道德伦理。道德这个玩意儿，不是用来谈论的，而是用来实践的。与其成为空头道德家，不如自我践行，以一己之风范激励士林，改变风气；不能作为底线道德苛求众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同仁。而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种相互残杀的戾气。自己不敢直面不义，就将勇敢发泄到同样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处于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觉地产生此类道德强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国为甚。一个正派的士林，是对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体，对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对任何人轻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问。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点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对子民也充满怜悯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神，有英雄圣人的豪迈，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怜。对凡人提出类似神的圣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圣人之德，但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面，不可被强迫成为圣人——不管这一强迫来自何方、何种名义。我永远谨记，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价值——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严、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性脆弱。其实，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已。

本文原标题为《不一样的沉默：也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太原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oqgph.com/jbyl/2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