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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之道有声书第四集做人的方法
《做人之道》第四集：做人的方法
做人之道余觉中做人的方法好学近智，力行近仁，
知耻近勇，完人可臻。
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礼记·中庸》）这里孔子提出了如何获得构成圆满人格的三要素——智、仁、勇的方法：好学、力行与知耻。下面分别述之。
（一）好学近乎智
好学不等于智慧，但好学却是获得智慧的必经之途，也是具有智慧的必然表现，所以说“好学近乎智”。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好学。由于受西方教育思想与体制的影响，一看到学我们便会联想到学知识，学技能。但在古代主要指的却是学做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指的是为了修养自身的品德，使自己学有所得；“为人”，指的是做表面文章装给人看。学做人是第一位的，学知识是第二位的。所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那么，所谓好学，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废寝忘食地死读书。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吃饭不求美味饱腹，居住不求华屋安逸，做事勤快，说话谨慎，亲近有道之人，改正自身不足，这才叫好学。有一次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称得上好学，孔子只提颜回一人，因为颜回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这两条我们谁能做得到？怨天尤人就是迁怒的一种方式，我们有没有埋怨过老天，责怪过他人？不贰过就更难了，我们常常心里明白某事不能做，可事到临头还是熬不住要去做，做了又后悔，信誓旦旦以后不再做，可过一阵子好了伤疤忘了痛，还是照做不误。严重的甚至天天在重复着过去的过错。可见，一个人要称得上好学是多么的不易。
好学可以说是儒家思想最大的特色，孔子拒绝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的一生是以好学的形象出现于世并以之教化世人的。他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平常讲话是很谦虚的，从不炫耀自己的过人之处，但好学是例外，因为这正是他以身说法的地方。为此，他还否认别人认为他是生而知之的看法，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为了说明好学的重要，他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个观点，就是说人跟人在性情上相差无几，都有喜怒哀乐，可是，由于后天学习不同，致使人与人的智慧有了很大差异，并以他自身的学习经验作证：“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人生头等重要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因此，学什么，怎样学又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学习首先是为了求知。这个知可分为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所谓先天之知，指的是我们的本性对事物的直觉知解，它不需要通过后天知识的获得，相反，后天的知识往往会障蔽这种先天的本知，这种本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智慧。如禅宗六祖惠能，本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可听见有人念到《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悟了。这个悟就是他的本知在起作用。后来传法时讲经说法圆通无碍，后人记录下来便是佛教界尊如佛经的《坛经》。因此，六祖走的是本性认知这条路。走这条路不能单靠学，主要是靠修，当然也要学，但不是为了学而学，而是为了修而学。
后天之知，指的是我们通过学习或实验所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因为知识是从经验中来（包括直接的与间接的），是人类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获得的，所以它对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而且往往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透视本质。
先天之知从属于人的精神系统，跟人的性灵有关，而后天之知则从属于人的肉体系统，跟人的大脑有关。悟性、灵感是先天性知的表现，逻辑、思索是后天识知的功用。性知是内知，获得它要通过内省，去掉贪欲、嗔恨、愚痴以后才能开发出来。识知是外知，要通过书本、老师或实验才能获得。一般来说，宗教走的是本性认知的路，而科学走的则是感官识知的路。自古以来宗教与科学一直势不两立，原因就在二者的求知方式是相反的。二者都在探求真理，谁也没错，所以谁也否定不了谁。按道家的说法，人是宇宙的缩影，因此，人如果把自身搞明白了，也等于把宇宙搞明白了。这跟现代全息学的认识是一致的。如现在的医学，只要查你的一滴血，你全身任何一个部位有病变都能看得出来。中国古代的科学并不发达，但现在发现古人对宇宙的认识并不浅薄，尤其在天文学上达到的成就就连现在的科学界都感到震惊。我们不明白古人没有望远镜之类的天文仪器，为什么对星体的运行规律及其特征了解得那么清楚，不知道古人走的是直觉认知的路。因此，本性认知达到极点便等于掌握了宇宙间的所有知识。佛的一个名号叫正遍知，意思就是得到了宇宙间一切正确无误的知识，这种知识跟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得的知识是相吻合的。同样，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当人的感官延伸到极点时，这种通过外求得来的知识也能跟智慧的认知相吻合。现在科学界发现的某些定理规律跟佛学所讲的某些法理已经非常一致了。因此，先天性知与后天识知既对立，又统一，它们互为表里，又能相互转化。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日益”是获取后天识知，“为道日损”是获取先天性知。如不通过后天识知又如何知道去求先天性知呢？所以为学与为道是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是获取先天性知，道问学是获取后天识知，讲的道理跟老子完全一致。所以关键不在学什么，而在于不断深入地学下去，学透了，两极就能相会，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都能得到统一。
但是，科学的本性是重智不重仁，重理不重情，注重开发智力，却不注意培育性灵，注重感官享受，却不知怎样获得精神满足。这跟科学的天职——为我们的肉身服务有关，因为我们人是由肉体与精神组成的，因此，人在本性上既需要宗教以求精神满足，又需要科学以求感官满足。宗教是不可能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亡的，相反，科学愈发达，人们便愈需要宗教。因为人的肉体系统与精神系统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而且时时保持着一种平衡状态。在一定的境界内，人的肉身系统一发达，精神系统就会随着萎缩，反之亦然。如我们在运动时不爱思考，在思考时不爱运动。欲壑难填是肉身系统压倒精神系统的表现，知足常乐则是精神系统压倒肉身系统的表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的物质生活那么简单，而他们的智慧却这么高深；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可人类的精神痛苦却越来越重。美国这样一个科技大国，据统计在立国之初信教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而现在竟超过百分之八十。一些西方有识之士纷纷转到东方来寻求智慧。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曾断言：“能够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还说：“将来这个世界会统一，统一世界不是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是中国人。”因此，英国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学校里推广读经运动的国家，他们将儒家思想与大乘佛法编到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中去。可惜的是作为这两种智慧文化的发祥地与承传地的中国对此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儒家思想，过去是砸烂孔家店，现在好一些，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大乘佛法，基本上还是看作一种迷信。
其实，儒道释三家的经典实际上是教人做好人的教材，各种法像、法器是教具，寺庙、道观、祠堂是教室，僧人、道士、儒生是教员。遗憾的是，千百年来这三家教育系统已逐渐演变为或者说被世人误解为三种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以至于它们不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但是，从根本上说，儒道释三家就是讲做人的三大系统。儒家从讲礼学艺入手教人做好人，着重讲伦理纲常，忠孝仁义。在儒家眼里，人是社会的人，所以人的品格修养只能在社会中培养，因此极其注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主张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格是“内圣外王”。这种思想跟佛家的菩萨道精神实际上是非常相合的。我们通常认为儒家是入世的，佛家是出世的，但儒家的入世是以出世襟怀作背景的，而佛家的出世也是以救度众生的入世作旨归的，两者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所谓儒，是应人所需，以艺教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
道家从养生长寿入手教人做好人，着重讲天人合一，自然无为。在道家眼里，人是自然的人，人格修养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自然的发展，人为的礼节习俗只能扼杀人的天性，因此主张崇尚自然，效法自然，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学会做好人。另外，道家尤其注重肉身的修炼，认为人体是宇宙的缩影，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等一整套严密的修炼方法，可以达到羽化登仙、与山川同寿的境地。而要实现这个超常的理想，人必须远离尘嚣，隐山清修，终生做个山人，是为仙。
佛家从持戒去欲入手教人做好人，着重讲缘起性空，信解行证。在佛家眼里，人是处在轮回中的六道众生之一，是具有佛性但其智慧已被无明烦恼障蔽的有情，因此，它教人通过持戒行善而入禅定，经由禅定而开发智慧，通过智慧而证悟空性，从而圆满最高人格而成佛。所谓佛，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是一个福德圆满、具有无上智慧、能帮助无量众生脱离苦海的大觉者。
在这三大教育系统中，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是儒家。孔子将教化的基点落在人道上，是因为“人道迩，天道远”，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路有一次问孔子怎样事奉鬼神，孔子不直接告诉他，只说了一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亡是怎么回事，孔子也不直接回答，只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贡也有同样的感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论语》中我们很少见到孔子谈论鬼神天道，不见得是因为孔子自己对之一无所知，主要恐怕是因为教不躐等的缘故。无论教还是学，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空中楼阁的故事，不要地基，不要下两层，直接建第三层是建不起来的。学世间的知识技能、学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因此，真正的好老师一定会非常重视打基础，而且上一步未教会决不教下一步。真正的好学生也一定会非常重视基础的练习，前一步没学会决不贪后一步。只有这样才能学得扎实，以后才会有大的成就。
孔子有一句名言，叫“下学而上达”，指的是修学如登山，必从低处起步，只要一步一步走下去，自然会到山顶。也就是说，孤立的“高”是不存在的，所谓“高”即是“低”的叠加，高即在低之中，因此，离低无以致高，下学即能上达。儒家指的下学主要指修学要从日用伦常切近处开始，一个人如能做到尽伦，尽性自在其中，因此，人做圆满了，仙佛自然也就修成了。
学习儒家经典文献也有一个先后次第问题。《三字经》上说：“《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即先学《孝经》。《孝经》是孔子传给曾子关于行孝的道理与方法。支撑中国文化的有两大柱石，一是孝道，一是师道。《孝经》虽不在六经之中，但却树立了中国文化的一大柱石——孝道。读书为何要从《孝经》开始？日本学者太宰纯说：“先王之道，莫大于孝；仲尼之教，莫先于孝。夫子不曰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以后世人主，不读书则已，苟读书者，必自《孝经》始，况下焉者乎！”（《重刻古文孝经序》）孔子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育的出发点。又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俗话也说“百善孝为先”。还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孝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天地规律的。天的特性是慈爱，地的特性是恭顺，人的品行一旦具有慈爱与恭顺，便是秉承了天地的特性，以敬爱、恭顺的态度对待父母便是孝。父母赋予我们肉身的生命，并将我们哺育成人，是我们来到世上最早遇到的大恩人，不孝敬父母，别说做好人，就连动物都比不上。这样的大恩人都不知敬爱，又怎么可能爱他人、爱祖国呢？“立爱自亲始”，因此，孝亲乃是做人的出发点，实际上也是归宿点，因为做好人的过程就是将对父母的爱不断扩大的过程。佛家认为，生命是无尽轮转的，因此，“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当我们将爱扩大到亲朋好友、同事相识，乃至陌生的、结过怨的，甚至扩大到飞潜动植等一切生物，也就人成佛成了。
读过《孝经》，就该看四书了。四书中的《中庸》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大学》讲的是做人的方法，《论语》与《孟子》则是讲做人的实践。四者合起来看，做人的各个环节都齐备了。
读了四书该学六经。六经指《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其中《乐经》早已失传，实际上只剩五经。关于六经与做人的关系，《礼记·经解》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六经无事不赅，无理不备，极其博大精深，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世界文明的精华。学者宜从《诗经》与《礼记》入手。
至于读经的方法，可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默读不如诵吟，浏览不如细品；多看不如熟记，用脑不如用心；读经贵在践行，功到自能解经。
经读明白了就可看诸子的书，如《庄子》、《荀子》等。读过诸子就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了。先读经，后读史，读史时就不会迷失在事相里出不来，而且更容易从史实中看出因果的道理。
学做人除了向经书学外，还必须跟老师学。我们这里说的老师是指传统意义上能“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是能指导你一生的老师。现在学校里的老师已经是一种职业，不见得人人都能担当这个职责，因此，我们要以自己的慧眼去选择良师。择师不是看名望大小，你要观察他心地是否善良，智慧是否超群，人格是否高尚，待人是否慈爱，一旦认准，就要诚心诚意地跟他修学。对老师有信心是跟他修学的前提，否则，对他不可能恭敬，也不可能听从，这样就无法坚持学下去。
人的一切功德来自恭敬。恭敬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关要，更是能向老师学到东西的先决条件。恭敬首先建立在谦卑的基础上，礼的精神就是“卑己而尊人”，因此，恭敬心是礼的灵魂。“我慢高丘，不出德水”，一个贡高我慢的人是不愿向人学习的，人家也不愿帮他。水往低处流，虚心才能受物。恭敬也是诚意的表现。真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心是打开智慧大门的钥匙。有诚心，老师才愿意费心费力教你，才愿意将他自身成就的经验传给你。
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对老师恭敬的最好表达方式便是听话。好学生就是不折不扣听话的学生，好老师就是能让学生心悦诚服地听话的老师。这一点跟西式教育是有别的。西式教育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旨在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所以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见与创造能力，允许与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见解，因此，不盲从是具有独创性的表现。但中国的传统教育旨在开发人的智慧，传授的是做人的经验，不听话的人就无法教，老师无法强迫学生去学，只能教前来求学的学生。所以《礼记·曲礼》上说：“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孔子有弟子三千，都是自愿上门求学的。释迦牟尼佛要弟子请求三次后才开口讲法，老子在关令尹喜再三请求下才写下道德五千言。我们现在的学校体制几乎完全照搬西式教育的做法，排了固定的课程，学生不管喜不喜欢都要学，老师不管愿不愿意都要教，因此，要充分发挥育人的功能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高明的老师在挑选徒弟时主要考验的就是这两条：有没有诚敬心，听不听话。
（二）力行近乎仁
仁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概念之一。从文字上看，二人为仁。直观地说，一个人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品德即为仁。仁具有体用两面，体的一面是一种境界，用的一面是一种修为，是佛家所说的“慈悲”在人道的体现，其核心是“爱人”（《论语·颜回》），表现出来的是“恭、宽、信、敏、惠”五德。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具备仁之五德，人际关系自然能处理得很好。仁在其它方面的表现还有“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刚、毅、木、讷”（《论语·子路》）。孔子告诉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则将仁的境界与达到仁的方法合起来说了。在品德修养上，我们要战胜的最大敌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一个人通过努力战胜了自己，克服了私欲，他就有了人我一体的感觉，仁德自然就产生了，所以说“力行近乎仁”。
力行就是《中庸》中说的“笃行之”，即按经典所讲的道理与要求切切实实地去做。这一步是提升品德、开启智慧的关键。我们如果学了经典的道理不去做，只装在脑袋里，那不过是知识而已，不能转为智慧。如果以这种知识来求名求利，它甚至会走向反面。行是学做人最难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教育的成功与否也是看老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学生将学到的东西落实到行动上。从智慧角度上说，知而不行，不算真知，只有做到，才算真正明白。知与行是一体的两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悟到了，肯定会愿意去做，真正去做了，才能悟得更到位。知道、悟到、达到是学做人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基础，后一个阶段是目的。达到了，就是我们的身心证悟了真理，此时学经典才有了真正的受用。
学做人有学做人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品格修养的次第。
我们知道，学文化知识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读小学时不能学大学的课程，否则劳而无功。同样，学做人也得循序渐进，否则也做不好人。
第一步是知礼改过。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育首先在于培养良好的习惯。修行修行，首先从我们的行为开始修正。古人教育首先从行为入手。宋代大儒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子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集注》）这里讲的就是古人的教育次第。“洒扫”是行为习惯，“应对，进退之节”指与人交往的礼节。待有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也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知识技能，这时才学习怎样修己治人。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跟礼乐教化是分不开的。
《礼记·乐记》上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又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就是说乐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礼是效法自然界外在的秩序。换句话说，礼乐并不是圣人随意制订出来的，它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而礼乐体现在人身上便是仁义。人守礼是义的表现。义者，宜也，就是待人处事恰到好处的意思。因此，礼实际上是人内在的需要，并不是像法律一样是外在的要求。
圣人模仿自然界的秩序制了礼，是为了在人类社会中“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因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同上）礼不仅是维护人类道德与秩序的必需，还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同上）。人为什么要学礼呢？因为“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同上）而礼的精神则是“自卑而尊人”（同上），尊重他人是人与人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前提。《论语》中记载了有子的一段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之用，和为贵”讲的是礼的精神与作用，即按“自卑而尊人”的精神去做，就能协调人际关系。“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是指礼的外在形式也不可偏废，因为礼的形式能起到别异、制约的作用，能使人们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保持不乱的秩序。
有了礼，修身就有了着手处，也有了标准。《论语》中记载，有一次颜回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圣贤的道德境界，达到这种境界有两方面的表征：在内心上他能战胜自己，克除私欲，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人；在外表上，他的言行合乎礼的要求，不会扰乱社会秩序。颜回当然欣羡这种仁的境界，便问孔子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孔子给了他四条修身的原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颜回听了欢喜奉行。这里孔子传给颜回如何依礼修正自己言行的方法。我们的言行都是由思想支配的，但对于一个初修者而言，直接修心是有困难的，我们往往被心带着走而不见其心。虽说擒贼先须擒王，修行的根本在修心，但由于我们开始时力量还太弱小，还不敢直接跟心斗，更不敢说去控制它，因此，我们先去捉小贼，即从有形的、比较容易控制的言行入手。
“非礼勿视”，讲的是首先要管好我们的眼睛。眼睛在五官中最精致、最敏感，也最神奇。我们绝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通过它获得的，我们的心也最容易为眼见所动。《黄帝阴符经》说“机在目”，我们平常也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是说眼是神（或者说能量）出入的门户。当我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视而不见，可当我们专注地盯着外物时神气就在不断地向外耗散，所以闭目能够养神。
我们的眼睛天生只能向外看而不能往内观，所以我们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眼睛自身，甚至看不到眼前的睫毛。我们一眼能看到别人如木屑般小的缺陷，却不见自身如椽木般大的过失。
我们的眼睛太贪恋外境的形态色相，在贪恋的妄想中做出种种违礼的事情，使我们过去累积的福德不断耗散，因而品德越来越低。因此，管住自己的眼睛极其关键。
在现今的社会要管住我们的眼睛太难了。宣传色情、斗杀、偷盗的电影、电视、录相、网络、书刊杂志比比皆是，公共场所里裸体画、裸体雕塑抬头可见，大街上，奇装异服的青年、袒胸露背的女人随处可遇。我们如果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整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满脑子都是杀盗淫妄，身心肯定健康不了，社会风气自然会越来越糟，尤其是青少年，自制力差，管不好，多半被毁了。但话说回来，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管得住自己，那真要比古人更值得赞叹了。释迦佛就说过，一个比丘在佛那个时代能把戒律完完全全守住，其功德跟末法时期的一个和尚破了所有的戒只守住一条戒律是相等的。
“非礼勿听”，是说要管好我们的耳朵。我们这个宇宙的能量有两种主要的表现方式，一是光，一是声音。光作用于我们的眼睛，声音作用于我们的耳朵。在五官中耳根是最灵敏的，我们的心也很容易为听到的东西所动。听到雷霆我们会害怕，听到噪音我们会心烦，听到靡靡之音我们会情动神迷，听到好话我们会喜不自胜，听到恶语我们会怒气冲天。因此，我们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耳朵，神气也会随着心动而从耳根漏掉。尤其是现在，不文明的语言、不健康的歌曲、毫无美感的音乐充斥着整个世界，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非礼勿言”，是说要管好我们的嘴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造业比身体方便多了，舌头一动，上下嘴唇一张一合话就出来了。俗话说“人言可畏”，别看说出的话似乎无形无象，可有时比刀子还厉害，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被这把无形的刀子所杀。佛家将身口意三门所造的业进行了分类，其中口业最多，共有四类。一是妄语，即为了私利，我们常常说话不诚实，骗来骗去，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二是两舌，即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把人际关系搞僵。三是恶口，即当我们的私利受到侵害时，我们会怒火中烧，口出恶言，让人听到连在三伏天都会感到寒冷。四是绮语，即说一些花言巧语，或毫无意义的话，使人上当或浪费他人时间。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颗心，我们因为说话方便，不去管制这张嘴，也就无法观察到后面的心。而一旦修口，修心也就自在其中了。
“非礼勿动”，是说要管好我们的行为。佛家把身业分为杀、盗、淫三大类，认为人类的生命之所以永无休止地在三界六道轮回，主要就是这三大根本业造成的。
人类的杀业实在太触目惊心了。现在到了什么都吃，也即什么都杀的地步了，人类已成为一切生物的天敌。我们如果不接触经典，不看看古人做人最起码的标准，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可用古人做人的标准一衡量，就会感到自己简直是大恶人。想想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滥杀了多少家养的与野生的动物？孔子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不以其时的滥杀是由于丧失仁爱的贪欲，贪欲越大越爱杀，越杀越丧失仁爱，丧失了仁也就是丧失了人的本，人也就沦为禽兽了。“君子远庖厨”，古德是不忍心见到、闻到家畜被宰杀的。杀人要偿命，杀其它动物又何尝不如此？只不过偿还的方式与时间有别罢了。只要看看人类的战争为何永无休止，手术室的景象与厨房里发生的为何那么相似，就什么都明白了。佛家说杀生的果报是短寿与多病，这是为无数人所证明了的事实。近来由于“非典”流行，我们才明白人类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息息相关，滥杀动物等于戕害自身的生命。
偷盗实在太普遍了。偷盗又叫“不与而取”，人家没给你，你主动取走即是。窃取信息情报，剽窃研究成果，偷拿公有财物，攫取自然之物，管财贪污，考试作弊，经商欺诈，全属偷盗范围。佛家认为偷盗的果报是贫困，因为偷人东西让人贫困，那你自己也得尝尝这个滋味。我们凡人缺乏智慧，以为钱是“挣”来的，而不知是勤俭与施舍所累积的果报，因此挖空心思去赚钱，用尽欺诈的手段来发财，日夜梦想着以最小的投资来获取最大的钱财。因为缘的作用，我们被假象欺骗着，错把缘当作因，贪婪地、无休止地、不顾性命地追逐着金钱，结果虽然好像真的赚了许多钱，可不知不觉地已把命赔上了。
淫是指人类的性行为。性行为是人类繁衍后代之必需，因为涉及到外生命的延续问题，因此，在我们的生命机制中，性欲是一切欲望中最强烈的欲望，它给人带来的快感也最大。反过来说，性欲给人带来的痛苦烦恼也最多，对生命力的损耗也最大。道家认为精气神是人身三宝，三者是相互影响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谓“精神”，就是人有精才有神，一个人只有“养精”才能“蓄锐”，而“精疲”就会“力竭”，“无精”就会“打采”。当我们身心发育完备的时候，与异性的接触会触发我们的爱慕之情，这种爱慕之情又会激发我们的淫欲，我们在淫欲的作用下会发生性行为，而性行为的结果则会产生新的生命，这个过程叫“顺则为人”。我们普通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反之，我们也可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这个过程叫“逆则为仙”。道家认为，人一旦成仙便可“长生不老”。古书记载彭祖活了八百岁，广成子在黄帝向他问道时，就已活了上千岁，他们就是这条道的实践者。虽说有生必有死，因缘合成的肉身必有消散的一天，但是，通过修持，以心力将衰老不断延迟或者甚至将肉身气化或光化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一步，需要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带有普遍性。儒家文化展示的则是在“顺则为人”这条道上怎么发挥欲望所应起的作用而又能避免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夫一妻制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妥善解决性问题最具决定性的一步。这种性伴侣长期相对稳定的制度既满足了性欲与繁衍后代的需要，又促使家庭这一稳定的社会细胞的形成。群婚制下为争夺性对象而经常引发的争斗，也会有效地得到避免。因此，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利的。
但是，因为人有“老婆是别人的好”的贪心，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第三者”。“第三者”的出现是人随顺欲望，向不文明的群婚制回归的一种表现。
如何面对欲望一直是摆在人类面前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总说要做自己的主人，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宁愿做自己欲望的奴隶。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我们有时连命都不要。“英雄难过美人关”，连能征服天下的英雄都难免死在色刀之下，更不要说一般的人了。
面对这种生命欲的勃然冲动，我们想禁禁不住，想纵纵不起，真是生活在两难的痛苦之中。
于是有圣人出，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自然原理，确立了夫妇之礼，从此，“发乎情而止乎礼”成为我们解决欲望问题的一条“中庸之道”。
如果说见色会起心，那么，男女的肌肤相接更会动欲。因此，传统文化有“男女授受不亲”这条古礼。柳下惠能做到坐怀不乱，那是圣人的境界，不是我们随便能模仿的。鲁国男子闭门不纳倒值得我们好好效仿。一天深夜天降大雨，鲁男子近邻有位寡妇因房屋漏水前来敲门求宿，可鲁男子不管她死求活求就是闭门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鲁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孔子听到这个故事对这位鲁国男子赞叹不已。我们在对酒肉还很贪恋的时候，最好别用“酒肉穿肠过”之类的大话来装饰自己。因为这个穿肠过很可能是因为消化不良闹了肚子造成的。在我们欲念刚刚萌发而尚未付诸行动的时候，打消欲念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一旦付诸行动，就会越来越身不由己。就像在山顶上往下滚岩石，岩石刚滚动时要止住它还比较容易，可当它滚到接近山脚的时候要挡住它就十分不易了。对于情欲炽盛的凡夫来说，注意避开不良的环境极其重要。所谓“上士别床，中士异被”，说的是上士比中士更明白情欲的特性，更清楚环境对人的作用，对情欲的防范也就更为有效。而下士呢，常为狡猾的情欲所欺骗，事到临头反而常有一种圣人气概，殊不知类似“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的话出自常人之口恰恰是欲望为了得到满足向人发出的劝诱词。人在满足低级的欲望时常常需要一种高尚的借口，我们一般人识不破欲望的伎俩，于是乖乖地、理直气壮地做了欲望的奴隶。因此，在品德修为上守住第一步不失足十分关键，失过一次足，第二次、第三次就有点无所谓了。因此，我们要像处女珍惜自己的贞操一样守住自己清净的心田。圣人能制礼是因为圣人对自然之理与人性有异常深刻而透彻的洞悉，所以能以礼来防患于未然。儒家的礼就是佛家的戒，它的本质不是限制人的自由，而是给人一种行为的节度，帮助人保护自己，完善自己的道德，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就像铁轨，表面上好像限制了火车的自由，但火车如老老实实在轨道上运行，就会快速而安全地将人或货物运送到目的地。火车想自由一下越轨而行，后果肯定是车毁人亡。因此，礼或戒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为的东西，它是自然的属性，是自然法则在人道的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忧国忧民、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误将中国的积弱归咎于所谓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而没有看到礼教的败坏是人心不古的表现，而人心不古恰恰是由于不依圣教、背礼而行的缘故，而不依圣教、背礼而行又是因为师道断绝、不重教育的结果。我们抛弃了礼教，打倒了圣人，却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试图闯出一条科学救国的路子，其结果是现今连西方自己都要到东方的智慧文化中求救，我们自己也有点如梦初醒，开始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尊重自己的古圣先贤。
一种社会体制的确立跟社会文化的发展直接相关，而社会文化的发展又跟人类的智慧息息相关。古代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天人合一”这一理念而形成的，认为道有阴阳，人有男女。男为阳，效法天，主动、主刚；女为阴，效法地，主静、主柔。体现在审美观上，男的，刚健为美；女的，温柔为美。在婚姻关系上，夫唱妇随，夫义妇听。在职业分工上，男在外建功立业，女在家相夫教子。中国古代的社会为什么会有持久的安定，就是因为人的智慧与道德水准普遍较高，天道与人道比较相合的缘故。因为性的问题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能否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既是衡量一个人品德修养如何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化发展到何种境地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在这方面，我们传统的文化真正体现出一种极高超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当今物欲横流，色情泛滥，“第三者”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社会中极其缺乏，也很难为人理解。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中和。中则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独立天地，静定久安；和则和睦相处，和谐共存，物我一体，善德周流。可以说，达到中和，就达到了“仁者无敌”的境界，因为你的心目中没有对立面，你不会欺侮任何人，任何人也欺侮不了你。人人达到这个境界，每个家庭就会和睦，每个家庭和睦，整个国家就会安定，每个国家安定，整个天下就会太平。而这一切又来自于知礼改过，而知礼改过最重要的莫过于讲夫妇之德。因为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中，夫妇的关系是核心，也是起始。有了夫妇关系，才有其它四种关系的存在，夫妇关系出问题，其它关系都会跟着出问题。在古代，夫妇之德被认为是完善其它一切道德的基础，在孔子编的《诗经》中，首篇《关雎》就是形象化地展示这种夫妇之德的著名诗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在古代指有地位、品行好的男子。“窈窕淑女”指文静贞洁的女子。君子与淑女结合，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双方的品德好是婚姻的基础，不是单纯的追求门当户对，或一味看重金钱、地位或者容貌。
我们认为古人的婚姻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免有点盲目，但古人的家庭却比较稳定，离婚率也低，原因何在？首先，父母是过来人，看人与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不像恋爱中的青年，看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情感常常淹没了理智，所以，我们现在自由恋爱，自找的对象结婚后不满意的反而更多。
另外，在古代婚姻主要是为了组织家庭，传宗接代，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个人的义务与社会的责任，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成年男女必须尽的个人义务。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和谐美满的家庭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而现代的年轻人，不重婚姻而重恋爱，实质上是重情欲的满足而放弃了个人的义务与社会的责任，而建立在情欲基础上的婚姻是注定不牢靠的，因为欲壑难填而纵欲无度或喜新厌旧，都是导致夫妻不能白头到老或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所谓“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听起来似乎很洒脱，但以后也许会明白，不正当的一时拥有可能会葬送一生的幸福。
在传统文化中尤其重视对女子与少年儿童的教育，这是颇具深意的。如果推究起来，还是跟性教育有关。
女性在传统文化中似乎一直处于从属、受压制的地位。比如原始佛教本来不赞成女性出家，后来即使允许出家，受的戒条也要远远多于男性的出家人，而且不管资历多深，见到男性出家人必须行礼。《论语》中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人，“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看到古人这种对女性的态度与评价自然受不了，一谈到传统文化里的糟粕总爱拿这些话来做例子。其实，佛与圣人只是在大体上谈了对女性的一些认识，不是说这些话适合于每一个女性。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可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又不然，因为确实有某些人是爱打斗的。男性、女性由于生理构造不同，心理性情自然也会有异。所谓平等，恰恰是承认差异，并尊重差异。如五个指头有长有短，你要削短四个指头跟一个指头平等就是对这四个指头的不平等。女性的生理适合怀孕生孩子，你要男的也去怀孕，这就是对男的不平等。女主静，适合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安字是女在家的会意字，表示女在家则安。如果非要女的也出去工作，与男的同工同酬，那要安就很难做到，这也是对女的不平等。传统文化认为，女性跟男性相比，贪得心、嗔恨心、妒忌心要大一些，理智要弱一些，心胸要窄一些。这些弱点男性也有，有的甚至更甚。但女性的这些弱点会更集中地体现在“情”上，对于要破情断欲的出家人来说，女性的这种“女之耽兮，不可说（脱）也”（《诗经·氓》）的特性对证道是一种障碍，所以当初释迦佛不想让女众出家，就怕影响僧团。
孔子说的“女子”不是指淑女，而是指与“小人”（即“下人”，仆佣之类的人）相当的女子，如宫女、婢女之类。这类人由于自身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思想境界，使人近她不得，远她不得。
其实，中国文化恰恰是十分尊重女性的，这主要跟女性在家庭教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有关。近代佛门大德印光法师说得很精辟：“教子为天下太平之根本，而教女为尤要。以人之幼时，专赖母教。父不能常在家内，母则常不离子。母若贤慧，则其所行所言，皆足为法。见闻已熟，心中已有成规。再加以常常训诲，则习已成性，如熔金铸器，模型若好，器决不会不好，以故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以贤母由贤女而来，若无贤女，何自而有贤母。无贤母，又何由得贤子女哉！”“世俗皆称女人曰太太，须知二字之意义甚尊大。查太太二字之渊源，远起周代。以太姜、太任、太姒，皆是女中圣人，皆能相夫教子。太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三圣人，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孙三代女圣人，生祖孙三代数圣人，为千古最盛之治。后世称女人为太太者，盖以其人比三太焉。由此观之，太太为至尊无上之称呼。女子须有三太之德，方不负此尊称。甚愿现在女英贤，实行相夫教子之事。俾所生子女，皆成贤善，庶不负此优美之称号焉。”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那么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呢？也许因为缺一个女人，也许因为多一个女人。女性因为重情，具有天生的慈爱，所以当她用情专一的时候，必会创造奇迹。关键是男人自己的心是否本分，配不配她用情专一。对于女性自己来说，也许在家相夫教子是最符合她天性的工作。一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必定是幸福的，一个倾其毕生精力养育子女并培养他们成才的母亲是伟大的。因为在相夫教子当中，一切女性与生俱来的弱点也会因此变为妙用而放射出动人的光辉。“女子无才便是德”，天性阴柔隐秘的女性心安理得地守住家庭这片安稳的乐土，不屑雄心勃勃地冲出家门到外面的世界与男性争雄，却成就了像唐太宗那样贤明的皇帝，像孟子那样伟大的圣哲。这样的功德真是可与日月同辉，可与天地齐寿！
孔子在《论语》中又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首先谈到少年戒色问题。我们知道青少年时，我们的身体尚未发育完全，我们很大一部分生命能量是用来发育身体的，这时我们如果放纵欲望，给身心造成的危害自然极大。在十三岁以前的童稚期，我们先天未破，童真尚存，此时生命力最饱满，记忆力也最好，所学的东西到老都不容易忘记。在我们传统教育法中有一种很高明的教法：让学生背诵经典。童心因为未受污染，跟经典的智慧实际上比大人更能相应，因为这不是走学科学的认知道路，孩子对经典不见得需要脑袋上的明白。小小孩子背起他“不懂”的经典竟会如此津津有味、兴趣盎然，我们总有点不解。其实，这正体现了孩子纯真的心对经典智慧能量的直觉感应。而大人的心已被名利财色所堵，这种直觉感应已消失殆尽，要是脑袋上不明白，就再也提不起兴趣去读。大人自己觉得如不懂死记硬背没有用，认为小孩也是如此，所以反对儿童读经。我们从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中获得启示，人类的意识、语言、文字、艺术等一切创造物都带有人的智慧能量，都能改变周围的东西。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么富有魅力，儒道释的经典为什么会百读不厌，高僧大德的咒语为什么能治病。当孩子读经的时候，经典的智慧能量就在调整改变孩子的身心，所以读经时孩子的心态特别好。孩子将经典装进脑袋的过程，就是他不断同化圣贤智慧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化精力的过程。读诵得越多，转化得也就越多，随着精力转化为智慧，性成熟就会推迟，寿命会相应延长。这等于是一种高明的、间接的性教育法。
以上我们讲了提高品德修养的第一步功夫：知礼改过。佛告诫后世弟子要“以戒为师”，学佛得从五戒十善学起。过去出家人一开始的五年都得学戒，这样，以后进一步的修学才有根基，否则，没有戒土，一切功德苗都无法生长。没有戒就没有佛法，没有礼就没有做人的准则。我们学做人必须先从知礼改过入手。清人李毓秀撰的《弟子规》以《论语》中孔子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三言成句，句句押韵，以学规、学则的形式对学童进行学习与品德修养的指导，是开蒙养正的好教材。
学做人的第一步功夫知礼改过，也就是佛家说的“诸恶莫作”。没有恶因，就不会有恶果。佛家有句话，叫“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普通人怕的是遭大难，得恶病，事到临头才感到害怕，但在造业时，如杀生、邪淫等，不但不感到害怕，还会因为贪欲的作用感到痛快，这就是我们凡夫不想有痛苦烦恼，可痛苦烦恼总是不断的最根本的原因。
菩萨不畏果，是因为他深明自作自受的道理，他知道一切的灾难与病痛来自自己过去的恶行，也就是说，害自己的就是自己，而不可能是他人或他物，所以，当灾难临头时他能做到《中庸》中说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坦然地承受灾难。如果不明因果，在遭受痛苦灾难时，我们会误认为他人他物是造成我们痛苦灾难的原因，在这种误把缘当作因的心理支配下，我们会在怨恨心的作用下又造恶业，这样，恶因又会带来恶果，辗转相续，轮回不止，所以我们沉浮在生死大海中永无出期。而菩萨畏因，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在安忍中消去过去造成的业障，在止恶中又不给将来造成恶果，这样就能从生死轮回的锁链中挣脱出来，从而获得永恒的安乐。
佛家有句话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为因果是相续不断、互变循环的。因变果，因空果不空，果又变因，果空因又不空，如此循环不已，构成了宇宙的生灭法。我们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心里明白，一旦执行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真正人人平等的是在因果律面前，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常人逃不出因果，佛菩萨也逃不出因果。禅宗有公案说有谈禅者在回答别人提问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时答以“不落因果”，结果死后转为狐身五百年，后在怀海禅师的点化下悟到应是“不昧因果”（明了因果），才又从狐身转生为人。儒道释三家实际上都是讲因果的，只是用词不同。儒家讲报应，如《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庸》上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道家讲感应，有《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有因果，才有平等，有平等才有慈悲，有慈悲才能真正利人利己。。
学做人的第二步功夫是行善积德，即佛家说的“众善奉行”。如果说“诸恶莫作”还有点消极，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不伤害他人，那么“众善奉行”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其主要目的是利益他人。“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精神的另一种表述。
在佛家看来，“诸恶莫作”属小乘戒，其中的“五戒”即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能做到这五条，说明这个人的心性达到了人道的标准，死后不会堕入畜牲、饿鬼、地狱三恶道，来生可重新投胎为人。如修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来生可生天。而“众善奉行”则属大乘戒，是菩萨道的要求。人修到菩萨的境界已基本克服了私心，做的每一件事，动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为别人好，能做到“恒顺众生”，即能施舍自己拥有的任何东西来满足众生的意愿。释迦佛在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但这种超常的菩萨行，我们常人却不可随便效仿，如实际境界未到，就会成为自我残害。所以善恶，是无法从外在判断的。从根本上说，出于贪心，做事悖理违情，其结果既损人又害己的即为恶；出于善心，做事顺情合理，其结果既利人又益己的即为善。所以行善是不能离开心地的。
如何做人，《中庸》告诉了我们一个大原则，就是“择善而固执之”。择善很关键，道不正就会越走越邪。如何择善，一要依靠明师，二要依据经典。明师是过来人，心里明道，也有经验，自然值得依赖。经典是圣人证悟之作，也经过后世许多实修者验证，无疑值得信奉。至于“固执之”，就是行的部分，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庸》认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精勤修习，坚持不懈是成功的保证。在具体修习次第上，《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佛家则说“闻、思、修”，两者完全吻合。第一步我们要听闻了知做人的道理，要广泛地向善知识学，向经典学，向生活学，向自然学。学离不开问，要向有道的人虚心请教，不问清楚不罢休。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可以说是博学、审问的典型。这是“闻”的功夫。听闻道理之后，还要比较择善，所以需要慎思明辨，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思”的功夫。做人的道理经过慎思明辨一旦确立就要“笃行之”，切切实实地去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做人的道理体现出来。这是“修”的功夫。因此，学做人如离开行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知道，火箭升空需要燃料，我们远行需要资粮。同理，我们要提升智慧也需福德资粮，而福德资粮来自我们的善行。
（三）知耻近乎勇
勇有不同的境界与层次，古人大略将之分为小勇与大勇。张敬夫说：“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理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孔子回答子路的提问“君子尚勇乎？”说的“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其中的勇指的便是小勇。孔子在另一处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其中的勇指的则是大勇。勇是力量的象征，“勇者不惧”，无畏是勇者的精神特征。武松打虎以体力胜，仍算小勇，而罗汉伏虎以心力胜，方为大勇；为争名利不避死伤属小勇，为立道德杀身成仁则属大勇；与人斗征服他人为小勇，与己斗战胜私欲乃大勇。佛教显宗中的大势至菩萨便是力量的象征，在密宗中他以忿怒相出现，便是金刚手菩萨，常以强迫性的方法度化那些刚强难调的众生或力大性狠的魔众。因此，真正的大勇必同时具备智慧与慈悲。
羞耻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态，因为这种心态是建立在道德的是非观与荣辱感的基础上的。动物不知羞耻，是因为动物缺乏人类这种道德的是非观与荣辱感。因此，一个人如没有羞耻心，他就会无所不为，缺乏道德的制约，他的行为就会近乎动物。而知耻则能做到有所不为，既是一个人改过的前提，也是民风端正的保证。因此，古人将知耻视为“立人之大节”，“治教之大端”，并把培养“行己有耻”的士君子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
改过是大勇，而知耻又是改过的前提，所以说“知耻近乎勇”。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羞恶之心即是耻心，在孟子看来，羞恶之心是人性本具的，一个不知耻的人可以说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又说：“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指出一个人如果不以不如别人为羞耻，那他就不可能赶上别人。因此，知耻可以说是一个人奋发向上的动力。“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读书人如有这种耻心，就能激励自己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在品德修为上，面对舜这样的圣人，能在内心责备自己：“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韩愈《原毁》）就能改掉不如舜的缺点，而增进舜所拥有的品德。
知耻还能远辱，并能防止自身道德的下滑。其原因是知耻能使人产生气节，而气节可以说是人维持自身道德情操的最大保障。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可见，气节是重于生命的。“士可杀而不可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伯夷、叔齐宁肯饿死首阳山而不食周粟，朱自清宁愿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些都是因知耻而产生的气节所起的作用。
知耻还有个方向问题。志于名利的知耻只能产生小勇，志于道德的知耻才能产生大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一个以穿破衣吃粗粮为耻辱的人并不是真正志于道，因此，不值得同他谈论道。
一个人如发现自己脸皮很厚，做什么都不在乎，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此时内心已无道德这根缰绳的约束，骑着无耻这匹并未驯服的野马，总有一天会摔得鼻青眼肿，甚至会跌落悬崖而粉身碎骨。因此，我们学做人首先要培养自己的耻心，而培养耻心的最佳办法便是志于道德。
知耻自能生勇，一个人具备了勇德就能奋力改过，勇猛精进，不断走向人格的圆满。古人说：“知过之谓智，改过之谓勇，无过之谓仁。”（《陈确集·别集》卷二《近言集》）道德修为的过程与人格圆满的标志都离不开智、勇、仁这“三达德”。到了最高境界，三德融为一体，三即是一，一即是三，三者互相通融，相互包摄，这便是儒家所讲的道德极致——中庸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