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上

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美]李·丹尼尔·克拉韦茨著刘晓艳译献词献给亚历克和克罗艾，我们彼此传染。自序我以写故事为生。作为一名科学作家，当我在寻找自己想要的故事时，我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些特质：理解人类的行为且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分类的努力，面临高风险、道德困境、个人罪责问题的独特人物，直面对手的英雄，以及时常出现的命悬一线的情况。年，这些特质自己显现出来了，并在25平方英里[1]的范围内扩散，很快就被描述成硅谷的标志。而在这之前，硅谷被誉为科技先驱的故乡，里面会集着众多的偶像，既有巨大的财富，也有酝酿某种变革的理想环境。加州的帕洛阿尔托镇处于一场非比寻常的心理危机之中，因为同一所高中的许多学生在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里相继自杀。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约定，在大多数案例中，孩子们甚至彼此都不认识。更令人困惑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孩子拥有一切有利的条件，生命中并没有什么缺憾：他们都来自充满爱的家庭和富足的环境。每个人都很受欢迎、备受重视、才华横溢，也十分快乐。他们还在全美排名最前的公立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尽管这样，在这些适应能力相对较强的人的头脑中，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走到正在奔驰的通勤火车前。不同于以往我所追求的叙事方式，这一次，这个风险是我个人的。我采访的人都是我的邻居。而撞死学生们的火车离我的公寓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我感受到了整个街区弥漫的悲痛之情，也看到了整个小镇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同时还有我自己的担忧，以及我与日俱增的好奇心。他人通过可捕捉的思想、情感、行为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即社会传染，而通过社会传染来检视这些事件，是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唯一可以理解并描述事件的方法。然而，学习这种理解并描述社会传染的语言，首先就要求我重新定义传染，并不被它的字面含义吓到。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对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有了深入的了解，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中立的态度看待社会传染现象。事实上，他说，社会传染会导致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他提醒我说，社会传染的意图在监督之下是不成立的，而且好与坏也并非科学词语。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深入了解社会传染以及它所影响的每一件事，比如我们养育子女、参加商务活动、拓宽思路、教育年轻人、照顾病人——为的就是我们尽自己所能来提高幸福感。社会传染科学提出：影响是通过观察传播的。传染的暗示和线索遍布于环境中，并贯穿于人们口头和书面文字中。因此，讲述这场悲剧，就意味着为声称要照亮和保护人们免受传染的一切事物创造一个潜在的媒介。我该怎么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而又不增加别人发现它的风险呢？于是，我决定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并保证客观地报道和合理地同情。我遵守由美国卫生局局长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提出的记者的职业操守，避免过度夸张事实。我既没有把受害者描述成烈士，也不想唤起他们亲人的惨痛回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硅谷的这一特殊事件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的个人的，而是关于一个集体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曾经历过这种群发性自杀悲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社会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股票市场的情绪，便可以看到贪婪是可以传染的，或者统计一下校园枪击事件的数量，就可以看到暴力的传染力。个人动力、幸福，甚至我们与生俱来的慷慨、勇气和职业道德，都能像流感一样传染给他人。从耶鲁大学到国防部，研究人员们投入数百万美元来理解和研究这门科学，因为社会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生活中包括从记忆到情绪等方方面面，而且往往就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自己所做的调查已经成了一个让人难以抛诸脑后的例子，它告诉我们风险有多高。我调查的目的不是弄清楚这些事情为什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而是要理解这些事情到底怎样影响着我们。在讲述帕洛阿尔托的故事时，我希望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每个人是如何真正地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地理边界。通过揭示这个社会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隐秘的，但非常普遍，我们认识到这些社会传染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我们生活轨迹的影响。我们学会了如何防范像癔症和恐惧这些有害情绪形成的社会传染，也开始懂得如何把幸福、坚韧这种健康的情绪传播出去。为了创造我们想要的那种关系、社区和文化，就要获得指导它们的能力。鉴于思想的传染性、最微妙的情绪的附着性、他人行为的传递性，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具创新、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小城镇的一系列事件，将推动我们更好地评估那些影响我们的隐性力量，让我们深入理解自己宣扬的东西。最终，我希望，硅谷的这个故事将在一个对个人责任感要求如此之高的世界里，将一种可感染的个人责任感传播出去。[1]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编者注第一部分自杀的阴影之谷“第二节，和第一节一样。”——传统第一章硅谷高中生自杀事件我们搬进新公寓已有一周了。此时，我的妻子怀着6个月的身孕，身着绿松石色宽松衬衣，剪短了头发，正在阳台上摆弄各种陶瓦花盆。我在客厅将搬家时用的硬纸箱分别压平、折好。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完全能胜任这项常规的打包和拆包的工作了。在我们夫妻俩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工作、读研、旅游抑或机遇等原因不停地搬家，在波士顿、纽约都住过，在巴尔的摩住过一阵子之后，又在旧金山旅居了15个月。为了更好地生活，我和妻子决定在年安定下来，开始经营我们长期稳定的家。我妻子找到一份在城郊的工作。自由的科学专栏作家的身份让我从不囿于任何特定的地方，因此，我妻子在谷歌的工作意向也让我们从新潮的教会区搬到了寂静的帕洛阿尔托小镇。一阵救护车的鸣笛声在一英里[1]开外的地方就响起来了。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急促的鸣笛声。我妻子的目光穿过阳台栏杆，随即说：“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在厨房煮好我的清晨咖啡，端着杯子走向她站着的阳台，说：“那附近一定出了什么事故。”即使在初夏气温还不太高的时候，我也能听见楼下车流拥堵的声音。从我们的公寓大楼望去，枫树林阻隔了胡佛塔在斯坦福大学校区上空的部分景观。斯坦福大学作为这一地区着粉色调的地标，吸引了不少有才华、头脑灵活、能出点子、在创造梦想方面颇有天赋的俊才。在我们住所楼下，车辆沿着国王大道聚集，汇集在东边的车辆沿着俄勒冈州高速公路向州际公路开去。红绿灯依次循环闪烁着，车辆却丝毫没有挪动。一架直升机盘旋在空中，轰然而过。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在网上了解到交通拥堵是由于一场意外事故。这起事故并不是发生在公路上，而是发生在附近的加州火车轨道上。事故导致火车线路中断运营几个小时。被耽搁在路上的乘客竞相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赶去上班，从而引发了各路段一连串非常糟糕的交通拥堵。当我正在公寓里拆解整理包装箱时，一名就读于附近甘恩中学的初中生让–保罗·“韩–魏”·布兰查德正离开校园。他沿着阿斯特拉德罗街，路过几十家干净整洁、粉刷着鲜艳色彩的房屋，又穿过宽阔的国王大道，在大白天，就沿着铁轨不避不让地往前走。尽管我们在镇子上住了还不到一周，但我还是很确信一列火车在硅谷撞死一名本地学生是多么不同寻常。在硅谷这个地方，无论是大学教授、科学家、作家，还是投资人和有着雄心壮志的企业家们，都能将智慧的光芒和人们认可的疯狂呈现在一条并行不悖、同步运行的轨迹上。考虑到这个男孩就读的这所独特的学校，这则消息就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了。就学业评估而言，相比该地区所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甘恩中学的学生是最优秀的。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里，甘恩中学比全国90%的学校还拥有更多的全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半决赛选手。近期，该校半数学生参加了将近门大学学分的先修课程考试。按1~5分制计分方式，93%的学生能达到3分甚至更高。这些都是镇子上的人，尤其是那些专门搬到这里的人津津乐道的事实，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在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优势。但是这几天，对学业方面连篇累牍的赞扬之词都已经终止了。当地报纸上简短的新闻采访片段和段落都在报道这名男孩死亡的离奇故事。人们谈论此事一段时间后就回归了各自的正常生活，我也重新开始了整理包装箱的工作。在布兰查德自杀后的三周里，加州铁路线上的所有火车都收到了停运的紧急命令。客运列车沿各自路线站点在夜间停运。圣克拉拉县验尸官在调查的似乎是甘恩中学附近同一段铁轨上的另一具尸体。媒体在桑娅·瑞梅克尔死后几个小时就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透露官方已经找到了她的尸体。桑娅是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今年秋天准备参加纽约大学的著名戏剧项目。镇上的人纷纷开始猜测她的自杀动机。人们将矛头指向本地区的学业压力，这种压力形成的氛围不仅是本地区学生最常见的负担，是造成桑娅自杀的原因，也是本地区无论如何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功格言。人们认为这是还未确诊或秘而不宣的精神疾病产生的效应。他们认为这是盲目效仿者的行为。在成长过程中，人们都听过孩子死于自杀这种事情，但通常，这些悲剧都是孤立存在的，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还可能作为家庭私事秘而不宣。然而，这两起事件，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开方式发生，还使得公众舆论哗然和反思。我并不太了解自杀想法的悲哀，但我却忍不住想知道这两名自杀的孩子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还有，解读这些悲剧时刻可能仅仅是尝试着将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的一种方式。我虽然相对这个社区其他人来说还只是个新人，对于孩子自杀这种悲痛的事情也只是个旁观者，但我发现自己还是陷入了震惊之中。同时，我的置身事外也赋予我某种视角。我并不完全知道什么是此事件的动力或根源，只是观察着这个镇子对这次波动的承受力。相反，镇子上的人还是围着日常琐事转，依靠日常生活的轨迹从这一事件的打击中定下心来。没人能忍受这种关联扰乱他们的内心。坦白说，我也不能忍受。我即将成为一个父亲。此时我最紧迫的事情是必须打造一间婴儿房。我设计了一些插画，用蓝丝带把图片都挂在墙上。还爬上梯子，在厚厚的窗帘布上嵌上金属圈。我站在像散了一地火柴一样零散的白色婴儿床零件前，不知道如何能看懂说明书，也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些零件组装起来。[1]1英里约为1.61千米。——编者注第二章他们是在模仿吗？我儿子刚一出生，我就把他裹在轻薄的毯子里，放到妻子温暖的臂弯中。在未来的三个月里，他多半都会待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很依恋我妻子。他总是凝视着她的脸庞，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妻子，看着她的嘴巴露出大大的微笑。他就像是在一场聊天中回应她，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模仿着妻子的微笑。在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初次相处的时刻，我们对于子宫之外的理解有赖于我们对镜像的本能反应。人类生来就能接受和观察周围的线索，能懂得幸福、恐惧、悲伤的表现，与别人相处时能营造和谐的氛围。查尔斯·达尔文在撰写《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时，就观察了人类面部的共同构造。他发现，无论年龄、种族还是性别，人们会像他们观察到的某一个人一样，表达出相同的思想状态和心境。尽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人们在微笑、皱眉、做鬼脸甚至是面部抽搐时都带有普遍的共性。表情能为识别提供线索，能激发我们相似的同理心反应。引人注目的是，镜像他人的机制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无意识，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察不到。社会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将此归因于由我们群体中无意识的模仿者所引发的一种自动协调。我们利用大脑存储的来自周围世界最微小表情反应的时刻，来激发最原始的反应和校准过程。我看着我的孩子，他的小脸周围环绕着月白色的毯子，眼睛像老式的镍币一样是灰色的。他的大脑就像被连接起来注册了一种中枢神经无线网络，能从旁人那里无意识地挑选线索。通过一系列的镜像神经元，小脑杏仁核能立即对面部表情提示做出反应，产生一种要模仿它认为看到的精神反应。当我们还在为为什么两个年轻的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迷惑不解时，看着我的孩子和他周围的环境饶有兴致地进行交流时，我开始考虑镜像应该是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运用一种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框架将近期的事件置于所发生的事件之中。此框架建立在社会传染基础之上，抑或是建立在甘恩学校，或许是该镇所提供的组成基础之上的离散传染特征。这两名学生是否有可能像镜子一样反射他们各自具体的想法呢？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将这种特定的社会传染称为“模因”[1]（meme）：“当你在我的思维中植入可繁殖的模因后，不夸张地说你就寄生在我的大脑当中了，正如微生物细菌可以寄生在宿主细胞的遗传机制中一样，模因就让大脑成了思想传播的载体。”我发现理查德这一关于细菌的关联对比非常恰当。传染思想的模因，其自然规则就像是监督细菌突变和传播的规则。在适当的环境中，抓准最佳条件，通过某些人，思想就得以传播、感染和激活其他人。就像微生物细菌一样，它们起初是聚集自身能力，并和宿主的身体发生相互作用，然后在此过程中不断复制。思想从随机的暗示和无害的姿态开始，之后就与宿主的心理特征进行交互。微生物细菌的工作运行依赖于掌控一个细胞，同样地，思想扎根于人的大脑，完全依靠接管人的思维进行运作。就我们如何无意识地向他人传播我们思想的方式而言，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学家詹姆斯·福勒，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传染依赖复杂的关系网而跨越整个社会，这个关系网的分支就像是闪电球，贯穿整个社会，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模式。人们通过镜像所反映的思想有赖于他们所在的社区构成。这就是为什么某个朋友圈里的人认为他们的婚姻会慢慢地消解在另一对即将离婚夫妻的分居状况中。这就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在出现麻烦或困境的时候有所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在学校巨大成就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倘若是这样，甘恩中学卧轨自杀的两名学生也许就是在这种成就或失败的压力下传染了彼此的想法。鉴于法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勒邦的作品，我意识到思想并不是唯一存在的社会传染。影响比思想本身更深刻，我发现我自己也在思考传染行为，就像是父母养育子女的陪伴式教育趋势，或者是极端强大的工作职业道德，很可能是这两名年轻学生神秘行为背后的原因。勒邦提出，我们周围的人的智慧或者机能障碍取代了个体的智慧或机能障碍。他认为一个人“沉浸在一个群体中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种酷似沉迷的状态，就像是被催眠的人发现自己被催眠师掌控的那种状态”。与他人近距离相处，他们所有的行为方式会暴露在我们面前，包括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以及将我们从各自的或者更传统的社会惯例中解放出来的夸张情绪。考虑到这一点，将传染行为的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帕洛阿尔托所发生的一切悲剧中并不困难。我认为其可行性在于我们正在见证蜂群思维的结果，这种思维或心态作为有毒的群体思想和危险表现，简直就是一种疾病。孩子们最终适应了他们周边的现行标准，是一种冲动的、不受欢迎的、含混且不加区分的模仿，是盲目冲动的一种镜像反应。尤其是在封闭而且人口稠密的社区，更多的人出现镜像反应，这些显著的特征越多，就越发得以传播。发起者的性别和年龄相对于人口来说非常重要。观察者的性格特征、人们性格中内向与外向所占比例、一个人对从众心理所带来的负担的自然反应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惊人的思想传染和行为传染之外，我考虑情绪传染也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发挥作用，比如与个人期望值相关的感觉，这种情绪就会在同龄人中间传播和感染。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言和态度自动的同步性是导致情绪传染的原因，而这种情绪传染的速度几乎不会只停留在一对一的传播蔓延上。情绪向外辐射就像横穿人群的核爆炸，每个个体都接受并反映所有的一切，这一切能说明人类情感经历中的各个方面。这些影响中的任何一个听起来都是真实可靠的，然而又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完美地和甘恩中学的现象吻合。我和帕洛阿尔托的人都想要指出一个特定的原因，但是随着我越发深入地调查，事情就越清晰地表明远没有我判断的那么简单。所以与其孤立地看待每种类型的社会传染，不如现在就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见证了高度传染特质和可传染现象相互混合成为一场完美风暴，成为一种囊括许多常见现象的“奇特”传染病，在人群中间悄然传递。或许这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传染作用的结果——思想、行为或情绪，而是所有形式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惊人结果。[1]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编者注第三章被自杀阴影笼罩的帕洛阿尔托我是在新手爸爸培训班里认识罗尼·哈比卜的。依赖于安全系数的方法，我们彼此吸引，很快成为患难同胞，努力学习如何用襁褓包裹婴儿、如何爱抚孩子、如何换尿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听说了他的个人经历，我发现在他那张孩子气的脸上和温暖的眼睛中总能找到希望。哈比卜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满足和亲切的气息，还有一些甘恩中学灌输给学生的那种自以为是的自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何时，所发生的情况会迫使他去传递那些让人烦心的消息，他一再这样做，这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是第三次了。新学年伊始，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卡特里娜·霍姆斯又成为学校附近火车轨道上的青少年自杀事件的牺牲品。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我们上完新手爸爸培训班收拾东西的时候，哈比卜向我透露：“我真不知道该给我经济学课上的学生讲些什么。”他是应该就学生自杀事件开展一些讨论，阻止学生就此事的思考，还是鼓励他的学生就此妥协，继续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在你和我之间，我无法停止继续思考这件事。”自从霍姆斯死后，我发现自己也和哈比卜一样，陷入一种心理循环之中。作为一个新手爸爸，我很容易将自己代入那几位悲痛的父亲的角色中。想象着自己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卧室里，整个人都陷入了空虚所带来的深不可测的心痛之中。每当本地广播电台播报关于霍姆斯死亡的消息时，我都会调大车里广播的音量，期待着有人能站出来提供新信息，这样就能阻止看似要成为致命怪圈的循环了。专家们也在重复着他们说法。他们说这个镇子正在经历一场集中的自杀，导致这三起案件的时间、地点及精神疾病都是相互关联的。除了恐惧之外，不可否认这三起事件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了解帕洛阿尔托在学业方面的名望、该镇的财富，以及它给孩子们带来的承诺。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个镇子上发生群发性事件显得越发让人难以置信。这里的孩子们都有着如此光明的前途。我本是为另一篇文章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集研究资料的，结果发现我自己正在为自杀群发事件做学术研究。我碰到的更值得注意的事例之一是发生在年的一个案例。在这起案件中，一名年轻的奥地利商人跳到了一列即将到来的维也纳地铁列车前。此后约一年的时间里，大概以每5周一次的频率发生了一连串因他的行为而导致的盲目模仿自杀的事件。我偶然发现一个名叫冈田有希子的日本流行歌手的故事。她于年自杀并导致日本发生了几十起盲目效仿自杀的事件，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有希子综合征”。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还了解到另外一起早于上述故事的事件，中国著名无声电影女演员阮玲玉于年自杀，全国上下都为之悲痛，甚至有三位参加她葬礼的女性也自杀了。德国文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年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就有读者按照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饮弹自尽。年后，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认为，媒体曝光美化一起单一的自杀事件，不仅预示着后续会出现更多的死亡事件，而且还预示着当事人都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自杀。当较为脆弱、易受伤害的人模仿详尽的新闻报道的事件时，菲利普斯认为这些人就进入了他称为维特效应的怪圈。每一则故事都是由于人们无意识地进入镜像（反射）效应而导致的。看起来极为相似的传播方法也是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理查德·道金斯、古斯塔夫·勒邦三位曾经写到过的，只是没有明确写到该如何阻止这种传播的发生。在后续的资料阅读中，我很高兴地得知再没有哪些社区发生这种群发性事件。为着手处理奥地利商人地铁自杀事件，预防工作小组推测，维也纳过度饱和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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