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谁在呼唤中国原创管理理论体系

年9月6日，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接受福布斯英文网专访。当被问到对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看法时，任正非回答说：“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这里所说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了科研、思想、管理等领域。

包政教授在谈到中国原创理论体系的创建时说过：“中国至今为止只有历史小说家、财经小说家，包括我在内，还没有出现基于中国实践真正的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思想家。这是我们无法真正学习到企业成功之道的原因。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传说，学习到的是这种传说带来的启示。”

知识的匮乏、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已经是时代之痛，被认为是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企业普遍感到的还不是无力感，而是无处着力的迷茫感。但是有一些企业在混沌中奋力新生，也有一些探路者一直执着于自下而上努力，他们相信原力与地头力连接通天之路。不是吗？你在新的征途中经常会遇到熟悉的面孔。

老舍说的：“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么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着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是的，记忆中有朝阳晓露，这是明天活下去的慰藉，也是可以期许的依据。中国企业过去的实践成就也是，更多的各种理念认识也是，但是它们如断线的珠子四处迸发，现在人们需要找到穿起珠子的针线。因为沉下心来思考你会发现，虽然时断时续，但中国的哲学思想史自有脉路，“知行合一”的朴素理念一直被民众信仰：人们坚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禁想，这就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体认之学”再次大火的原因吗？

那些古老而伟大的元神终将会回来吗？

王阳明11岁时，跟着祖父长途跋涉与在京任职的父亲团聚，途中路过金山寺寄宿，天黑月高时，见祖父与其他羁旅者在院中对饮赋诗，不禁来了兴致，随口有模有样地吟道：“山近月远觉月远，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令客人惊异不已。他竟然能够想到了天外的视角。

少时跟着私塾先生苦读经史子集，思绪却常常游离于书外。一次他又在发愣，随口向塾师问道：“何为第一等事？”老师也不假思索地应道：“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时他竟然能够退后了一步想，若自己读书为考取功名，那古人写这些书又为什么？这和途中望月如出一辙，虽然貌似一退一进两个方向，却都是高视。

王阳明的天赋来自家传，祖父的博学厚识让他直接受益，六世祖王纲受刘伯温之举受任兵部郎中，后为平定谋逆战死南方，特被朝廷赐建祠庙，光宗耀祖荣照后世，则是他的精神标杆。所以，“安天下”、“学圣贤”便成为王阳明人生自许的两件心事。当二者彼此因应融合时，一个韬略统御之才便诞生了。而王阳明在悟道、做事两方面的卓越成就，正是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体认之学的第一践行者。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一句话，据说来自蜀道一馆舍壁间的一幅联语，不知何人所题。曾经是朱熹忠实粉丝的王阳明也一定看到过这句话。所以后虽功名显赫，而人生“第一等事”还是学做先圣前贤那样的人，毕尽一生。直到领命归途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当徒弟问他有何嘱咐时，他仍然说：“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实可恨耳！”

但是现在为什么王阳明为什么突然又火了起来？光阴轮回，千年更迭，时间的隧道需要点亮这样一盏长明灯。未来已经发生，但是先知者谁？时代在呼唤新的大师和原创理论出现，即解释现实、引领未来的理论体系出现。

王阳明的“致良知”、“心学大法”，就是对前人的批判性传承，自成一派。他曾经沉迷于朱熹的理学，认为一草一木兼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却因沉溺钻研、耗神过度，竟然两次病倒，仍不得解，开始对其理论产生怀疑。后又从道教、佛教中寻找答案，皆以身心体悟，依然感到不足以释惑，直到“龙场悟道”。

年王阳明因上书谏言为冤者鸣不平，被廷杖后下狱。狱中潜心研究《周易》。出狱后远谪龙场（贵阳修文县），一路上躲过奸臣追杀，万般磨难后，才得以到达这个荒蛮之地。一天端坐沉思，依然回到“成圣”这第一等大事上，懵懵懂懂中似乎有人语，忽然大悟，不禁呼跃。所谓格物致知，并不是求之于事物本身，而是发端于内心也！“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之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是故心即理，心外无物、无理也无事。

王阳明不禁身心自解，以此和当地居民相处，虽语言不通，却深得友爱、互助。“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后王阳明执此大道，受命治理某地乱局，民安风正；领兵打仗平定某地骚乱，不战而胜。遂名声日隆。后在弟子的帮助下建立龙岗书院，勤奋传道，远近闻者纷纷前往。人们发现他与人论道释义，先是借语先贤，后干脆不说前人、只说知行本体，求道者无不心悦诚服。王阳明开始标举新说，自成一派，仰慕者渐众。他认为“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至此，王阳明终得以完成了人生的“第一等大事”：“学（成）圣贤耳”。其理论体系远播海外，尤对日本影响很大，传承中出现不同派别。冈田武彦就是一虔诚追随者，后曾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东方哲学。从美国回到日本后，冈田武彦渐渐认识到，如果不了解古代圣贤的生涯，就无法真正理解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这也是王阳明所创立的“体认之学”。当冈田武彦终于来到绍兴，和中国同道者一起，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找到早已破败不堪的王阳明墓时，心情万分沉重。他回国后三次发起募捐活动，当地政府得以重新修葺了王阳明墓、王阳明纪念碑亭。后中日研究者联合，先后六次追寻着王阳明的遗迹进行考察，行程八省八十余县两万余里，所到之处对当地触动很大，后龙岗书院也得以重建。

年4月30日，冈田武彦一行来到了王阳明平定骚乱归途中的病逝之地——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章江岸边凭吊，这时晴朗了半个月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暗起来，冈田武彦一行面向南，口吟诗，撒酒祭亡灵。冈田武彦遥想着王阳明在江上一叶扁舟中奄奄一息，只有一个当地的徒弟闻讯赶到身边……此情此景如现，年已83岁的冈田武彦不禁哽咽。

也许至此，冈田武彦所坚持的“体认之学”研究方法才真正触到了真谛，而他一生追随阳明心学的夙愿终得以圆满实现。他在后来畅销中国的《王阳明大传》的序言中用了“感动”一词，该是冥冥之中对先贤英灵的隔空回应而感动？——这不是传说，后来同行者同时记录了这件事，因为印象太深刻。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老的智慧对日本的影响之大，也对日本学者的研究精神由衷感到敬仰。冈田武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观的体验与践行。他说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和阳明哲学有很多共通点，所以才如此欢迎与接受了这个圣者。这种哲学经过学者的传播，也影响到彼岸的美国。

“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做人何谓正确”的经营管理哲学即深受此影响；而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的自传就取名《将心注入》，讲述自己坚持以不同（西方）的方式建立企业的故事，试图证明一个以心灵为导向、以自然为灵魂的公司仍然可以成功。——而这，似乎正是来自远古中国的伟大智慧。

“人类自身开始觉醒与变化。许多历史上的伟大灵魂将会回来，并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尔后“义将永驻地球”。一个被西方称为“睡着的预言家”在上个世纪对中国发出这样的预言。

“文化复兴”的立足点是复古还是创新？

冈田武彦在书序中说，王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如果我们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颗大树，那么王阳明的东方哲学就可以看作是对根的培养，而西方哲学则是对枝叶的追求。学问有本末之分，王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西方哲学乃“枝叶探求之学”。但是纵观现代哲学界，“培根之学”却一直被人忽视。

德国唯心主义创始人的康德，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世上最使人惊奇和敬畏的两样东西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反对理性主义和伦理治国，认为所谓的父子、君臣、夫妻之间的关系秩序，看起来是温和与稳定，其实是一种稳定与停止。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过去了”的社会，应该受到抛弃。

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死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在中国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励志力作，虽然他一向不吝于用最尖刻的语言锐器对民族劣根性无情解剖。是的，鲁迅没有提到古代中国的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也许他们离我们太远了。

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化渐渐走入了封闭锁国，陷入深度的睡眠，终致被世界的进步所抛弃。然后在一场场巨大的天灾人祸中被一次次唤醒——这就是他们短视的结果——一次次重新“一无所有”。如果睡狮真的醒来，就会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增长乏力的世界渴望新动力，而中国被推到了大风口。当中国总是沉溺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便总是被指缺乏责任——发展越强劲，世界的逆反心理越强烈。所以触动了很多当代哲学家开始思考一个终极命题：中国如何重新融入世界？门票就是贡献世界的价值！

拐点到了，中国必须由摸着石头过河，到设立灯塔航标路线方向了。这就决定中国必须从务实的经验主义中挣脱出来，世界需要中国带来希望。而事实上中国已无退路。中国理论界自身就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著名语言学家、人文学家、年逾百岁的国学大儒周有光最近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的文化复兴并不是指复古，而恰恰是指在创新中新生。”

当代哲学家赵汀阳先生在京城国际论坛上发言说，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包括他自己在内，人们总是习惯地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现实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我们大家所描述的这个样子？非侵略性的中国曾经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导黄裕生撰文认为，康德等西方哲学家“不喜欢中国”，是出于“思想”，出于“学理”。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主体，一个“本源性的民族”（另有古希腊人、印度人和犹太人），拥有特有的思想胸襟与思想风范。事实上康德们的哲学一直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持久重视与研究。因为这不仅能帮助我们走进希腊传统的西方，同样也能帮助我们走进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当我们这个本源性民族开显出新的思想境界而开辟出新的世界史时再回过头看，我同样相信，我们会发现德国哲学曾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个最重要津口。

中国正处于知识短缺时代，还是知识饥渴时代？

年2月3日，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中国正处于知识短缺时代》，引起国内很大反响。文章说中国市场经济由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战略指引，高层就制度体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但由于缺乏到位的政策研究与理论指导，致使政策在实践上不能落地，从而再次面临失去发展机会的危险。前如“三个代表”，现如“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舆论看只是停留在拼命炒作概念层面，或者牵强附会地乱加发挥，严重跑偏。

文章中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只是从西方进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又何以解决中国问题呢？只能导致问题的恶化。

中国知识界要么停留在书本上照本宣科，要么沉溺于实践中无法提炼，长期的空白与误读，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并且这样的问题遍及所有学科，近来的金融市场的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这只能说中国的知识正处于严重短缺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他提议建设中国新型智库非常必要。

其实类似这样质疑已经由来已久。人们总是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对中国的忠告。年7月14～18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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